这首七绝通过描写苍江从傍晚到夜半、天气由阴雨转晴的变化过程,烘托出江上秋夜由喧闹渐入静谧的气氛,构成了清冷寒寂的意境。全诗四句四景,分别选择最适宜的角度表现了阴雨、风起、风停及将晴时分的景色,虽一句一转,却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首句写阴雨笼罩中的苍江到晚来还没见晴,“暗”字气象浑涵,下得精当,不但用浓墨绘出了天低云暗、秋水苍茫的江景,而且使浓重的雨意和渐渐来临的暗夜自然连成一气,一句写尽了白昼到傍晚的天色。这句是从大处落墨,第二句则是从细处着意。井边的梧桐翻动着叶子,飒飒有声,是风吹所致,此时倘若还是“梧桐更兼细雨”,便应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的另一番景象了。由梧叶翻卷的动静辨别风声,可见此时风还不大,始发于树间,因此这细微的声息暗示了风一起雨将停的变化,又是秋声始动的征兆。第三句写半夜里风声才停时的情景,“吹”与“断”说明风曾刮得很紧,从楼头判别风声,就不同于从桐叶上辨别风声了,必定要有相当的风力和呼呼的声响才能听出是“吹”还是“断”。所以这一句中的“断”字放在句断之处,与上一句井梧翻叶相应,虽只是写风的一起一止,却概括了风声由小到大,吹了半夜才停的全过程。这正是欧阳修所写“初淅沥而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秋声赋》)的秋声。这两句全从江楼上的人的听觉落笔,真切地写出了秋声来时江上暗夜中凄清的气氛。这个“断”字还承上启下,带出了最后一句精彩的描写:风停之后,乌云渐渐散开,但尚未完全放晴,月亮已在云层的浅淡之处透出了光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浮云将散而未散的这一瞬间,表现出月亮将要钻出云层的动态,烘托出半夜风雨之后天色初晴时那种特有的清新和宁静的气氛。“明”字在首句“暗”字的映衬下,成为全诗最耀眼的亮色,在结尾处预示出一片雨过天晴的明朗境界。
这首诗纯以写景的真切细致取胜,但如果没有作者对秋意的敏锐感受,便不容易准确地捕捉住每个特定时刻的景物特征,如果没有精巧的构思和炼字,也不容易在一首短短的绝句中如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景色随天色阴晴而转换的过程,并形成浑成的意境。
这首诗为思妇代言,表达了对征戍在外的亲人的深切怀念,写来曲折尽臻,一往情深。
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丈夫戍守南疆,妻子独处空闺,想象着凭借雁足给丈夫传递一封深情的书信;可是,春宵深寂,大雁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断鸿过尽,传书无人,此情此景,更添人愁绪。诗一开头,就用雁足传书的典故来表达思妇想念征夫的心情,十分贴切。「书难寄」的「难」字,细致地描状了思妇的深思遐念和倾诉无人的隐恨。正是这无限思念的愁绪搅得她难以成寐,因此,想象着借助梦境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也不可能。「愁多」,表明她感情复杂,不能尽言。正因为「愁多」,「梦」便不成;又因为「梦不成」,则愁绪更「多」。思妇「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古诗《明月何皎皎》),在「出户独彷徨」(同上)之中,举头唯见一轮孤月悬挂天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她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了。她希望自己能像月光一样,洒泻到「伏波营」中亲人的身上。「伏波营」借用东汉马援的典故,暗示征人戌守在南方边境。
其曲折之处表现为层次递进的分明。全诗四句可分为三层,首二句写愁怨,第二句比第一句所表达的感情更深一层。因为,「雁尽书难寄」,信使难托,固然令人遗恨,而求之于梦幻聊以自慰亦复不可得,就不免反令人可悲了!三四句则在感情上又进了一层,进一步由「愁」而转为写「解愁」,当然,这种幻想,显然是不能成为事实的。这三个层次的安排,就把思妇的内心活动表现得十分细腻、真实。
诗写得情意动人。三四两句尤为精妙,十字之外含意很深。「孤月」之「孤」,流露了思妇的孤单之感。但是,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人们可以千里相共的。愿随孤月,流照亲人,写她希望从愁怨之中解脱出来,显出思妇的感情十分真挚。
诗没有单纯写主人公的愁怨和哀伤,也没有仅凭旁观者的同情心来运笔,而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思想感情的描写,格调较高,不失为一首佳作。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与同人相比,吴文英的词被认为是“晦涩难懂”。其原因有二:其一于叙写方面往往将时间与空间交错杂揉,其二于修辞方面往往但凭一己直觉加之喜欢用生僻典故,遂使一般读者骤读之下不能体会其意旨之所在。但若仔细加以研读,寻得入门之途径,便可发现吴词在“雕缋满眼”、“晦涩”“堆砌”的外表下,确有一片“灵气行乎其间”,而且“立意”之“高”,“取径”之“远”,也是确有一份“奇思壮采”。
冯深居,名去非,南宋理宗宝祐年间曾为宗学谕,因为与当时的权臣丁大全交恶被免官。与吴文英交往颇深。因此,这首词中颇有言外之深意存焉,这由冯氏之为人及其与吴文英之交谊可以推知禹陵则为夏禹之陵,在浙江绍兴县东南之会稽山。在吴文英家乡附近。所以吴氏对禹陵之古迹名胜怀有一种感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夏禹王是一位忧民治水、功绩卓著的先王。而南宋的理宗时期则任用权佞,国事维艰,感今怀古,吴文英在与冯深居同登禹陵之际,自当有无限沧桑感喟。所以一开端便以“三千年事残鸦外”七个字,把读者引进苍茫古远的意界。所谓“三千年”者,盖自夏禹之世至南宋理宗之世。固已实有三千数百年之久。又“三”字与“千”之字之数目,在直感上亦足以予读者一种久远无极之感。而“三千年”之下又加一个“事”字,则千古兴亡故事,乃大有纷至沓来之势矣。而又继之“残鸦外”三个字,就“残鸦”而言,当登临时之所见。昔杜牧《登乐游原》诗有句云“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此正为“残鸦”二字赋予人的感受。至于“外”字,则欧阳修《踏莎行》词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就梦窗此词而言,则是残鸦踪影之隐没固已在长空澹澹之尽头,而三千年往事销沉则更在残鸦孤影外,于是时间与空间,往昔与当前乃于此七字之中结成一片,苍凉寥漠之感,顿向读者侵逼包笼而来。
禹王不复生,前功不可寻,犹如残鸦影没,天地苍茫,然则何地可为托身之所乎。故继云“无言倦凭秋树”也。语有之云“予欲无言”;又曰“夫复何言”。其所以“无言”者,正自有无穷不忍明言、不可尽言之痛也。然则此时之登临,于追怀感慨之余,唯“倦凭秋树”而已。此处著一“倦”字,自可由登临之劳倦而来,然而此句紧承首句“三千年事”之下,则其所负荷者,亦有千古人类于此忧患劳生中所感受之疲弊也。而其所凭倚者,则惟有此一萧瑟凋零之秋树而已。人生至此,更复何言?故曰“无言”也。其下继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乃与首一句之“三千年事”相应,故知其“倦凭秋树”之时,必正兼有此三千年之沧桑感在也。禹王宏愿伟力,然而其当年孜孜是矻矻所疏凿,欲以垂悠悠万世之功者,其往迹乃竟谷变川移、一毫而不可识矣,故曰“那识当时神禹”。三千年事,无限沧桑,而河清难俟,世变如斯,则梦窗之所慨者,又何止逝水、高陵而已哉。
以下陡接“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三句,此三句是据传说用典。夫“梁”者,固当禹庙之梁。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云:“禹庙在会稽山禹陵侧。”又云:“梅梁,在禹庙。梁时修庙,忽风雨飘一梁至,乃梅梁也。”又引《四明图经》:“鄞县大梅山顶有梅才,伐为会稽禹庙之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后人见梁上水淋漓,始骇异之,以铁索锁于柱。然今所存乃他木,犹绊以铁索,存故事耳。”“蓱”字原与“萍”字相通,然而“萍”乃水中植物,梁上何得有“萍?《一统志》及《四明图经》载,传说禹庙之梁有水中之萍藻,此萍藻为飞入镜湖之梁上之神龙所沾带之镜湖之萍藻。是此数句,乃正写禹庙梁上神龙于风雨中“飞入镜湖与龙斗”,“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之一段神话传闻也。而梦窗之用字造句,则极尽光怪陆离之能事。盖“翠蓱湿空梁”一句,原当为神梁化龙飞返以后之现象,而次句“夜深飞去”发生于神梁化龙之前;而梦窗却将时间因果倒置,又用一不常见之“蓱”字以代习用之“萍”字。夫“蓱”与“萍”二字虽通用,然而一则用险僻字更增幽怪之感,二则“蓱”字又可使人联想《楚辞·天问》“蓱号起雨”一句,于是又有“幽云怪雨”一时惊起之意。总之,前几句给人一种渺茫怀古之思与恍惚幽怪之感,使读者对此充满神话色彩之古庙生出无穷之想像。
后二句,则又由眼前景物寄慨。曰“雁起青天”,形象色彩极其鲜明,此景必为白昼而非黑夜所见,然后知前三句“夜深”云云者,全为作者凭空想象也。而此句“雁起青天”四字,乃又就眼前景物以兴发无限今古苍茫之慨,故继之云“数行书似旧藏处”也。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石匮山,在府城东南一十五里,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然而远古荒忽,传闻悠邈,惟于青天雁起之处,想像其藏书之地耳。而雁阵之飞,其排列有如书上之文字,在梦窗《高阳台·丰乐楼》一词中,即有“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一句可以为证。是则三千年前藏书之说固已渺不可寻;眼前所见者,惟青天外之斜飞雁阵之说而已。世异时移沧海桑田,正与开端“三千年事残鸦外”及“那识当时神禹”诸句遥遥相应,而予读者以无穷怅惘追思之感慨。以上前半阕全以“登禹陵”之所见所想为主。
后半阕“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始写入冯深居,呼应题面“与冯深居”四字。此三句词,乃化用李义山《夜雨寄北》“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诗句,自无可疑。梦窗乃于开端即著以“寂寥”二字,又接以“久坐”二字,其所以久坐不寐之故,正缘于此一片寂寥之感耳。昔杜甫《羌村》诗有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梦窗于“寂寥西窗久坐”之下,乃接云“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此三句,一气贯下,全写寂寥人世今昔离别之悲。
以下陡接“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三句,初观之,此三句似以前三句全然不相衔接,然而此种常人以为晦涩不通之处,正是梦窗词之特色所在。盖梦窗词往往以直感为其连贯之脉络,极难以理性分析说明。兹就其所用之故实而言,所谓“积藓残碑”者,杨铁夫《笺释》以为“碑指窆石言”,引《金石萃编》云:“禹葬会稽,取石为窆石,石本无字,高五尺,形如秤锤,盖禹葬时下棺之丰碑。”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窆石,在禹陵。旧经云:禹葬会稽山,取此石为窆,上有古隶,不可读,今以亭覆之。”由此知杨氏《笺释》以碑指窆石之说确实可信。昔李白《襄阳歌》云:“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羊公一征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自晋之羊祜迄唐之李白,不过四百余年,而太白所见羊公碑下之石龟,已剥落而生莓苔矣。然则自夏禹以至梦窗,其为时已有三千余年,则其窆石之早已莓苔遍布,断裂斑剥,固属理所当然者矣。著一“积”字,足见苔藓之厚,令人叹历年之久;著一“残”字,又足见其圮毁之甚,令人兴睹物之悲。而其发人悲慨者,尚不仅此也,因又继之以“零圭断璧”云云。夫圭璧者,原为古代侯王朝会祭祀所用,而著一“零”字,著一“断”字,零落断裂,无限荒凉,禹王之功绩无寻,英灵何在?只有古物残存,供人凭吊而已。故继之云:“重拂人间尘土。”于是前所举人之积藓残碑,与夫零断圭璧,乃尽在梦窗亲手摩挲凭吊中矣。“拂”字上更著一“重”字,有无限低徊往复多情凭吊之意,其满腹怀思,一腔深慨,已在言外。
后半阙开端先写夜间故人灯下之晤对;然后陡接“积藓残碑”三句,又回至日间之登临。全不作层次分明之叙述与交代。盖残碑断璧之实物,虽在白昼登临之陵庙之上,而残碑断璧之哀感,则正在深宵共语者之深心之内也。夫以“悭”于“会遇”之故人,于“翦灯”夜“语”之际,念及年华之不返、往事之难寻,其心中固早有此一份类似断璧残碑之哀感在也。故其下乃接云:“重拂人间尘土。”“尘土”不但指物质上之尘土,同时兼指人世间之种种尘劳污染而言。然而在记忆之中,这世间尘土不过如尘封之断璧残碑而已。“于是世间之事融会于三千年历史之中;而历史,亦融会于一己人事之中。此种时空交揉之写法,正为梦窗特长之所在也。
其后“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三句,又以浪漫笔调,另辟新境。自情感之中跳出,别从景物着笔,而以“霜红”句,隐隐与开端次句之“秋树”相呼应。彼经霜之叶,其生命固已无多,竟仍能饰以红色、弄以舞姿;惟此红而舞者,亦何能更为久长,瞬临罢舞,是终将亦归于空灭无有而已。故曰“霜红罢舞”。此一无常变灭之悲,而梦窗竟写得如此哀艳凄迷。又继之云“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则其不变者也。又于其上著一“漫”字。“漫”字有任随、任由之口气,其意若谓霜红罢舞之后,任随山色青青于雾朝烟暮之中。逝者长已矣,而人世久长,其间有无穷沧桑之感。梦窗运笔之妙、托意之远,于此可见。
结二句“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初观之,不免有突兀之感。盖前此所言,如“秋树”,如“霜红”,明明皆为秋日景色;而此句竟然于承接时突然著一“春”字以为笼罩之笔。盖开端之“倦凭秋树”,乃当日之实景;至于“霜红罢舞”,则已不仅当日之所见,而是包容秋季之全部变化于其中;至于“山色青青”,则更透出暮往朝来、时移节替之意。秋去冬来,冬残春至,年年春日之际,于此山前都可见岸锁舟船,处处有画旗招展,时时闻赛鼓喧哗。然则此为何事也?《大清一统志·绍兴府志·大禹庙》载:“宋元以来,皆祀禹于比。”此词之“画旗”、“赛鼓”,必当指祀禹之祭神赛会也。“画旗”,当指舟仪仗之盛:“喧”字,当指“赛鼓”之喧闹。然而梦窗乃将原属于“鼓”字之动词“喧”字置于“画旗”二字之下,连接“鼓”与“画旗”则为画旗招展于喧哗之赛鼓声中,弥增其盛美之情状;旗之色与鼓与声遂为浑然一体。
此词通首以秋日为主,其情调全属于寥落凄凉之感,于结尾之处突显春日赛会之喧闹,为全篇寥落凄凉之反衬,余波荡漾,用笔悠闲,果真可以因春日之美盛忘怀秋日之凄凉者;然而细味词意,则前所云“雾朝烟暮”句,已有无限节序推移之意,转瞬即逝的春日喧闹与永恒的凄寂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