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芝昔赋天台日,桐柏宫诗老更成。
梦断玉楼春帐晓,蝶迷花院夕魂轻。
钱郎旧体终难并,姚贾机关报裁近有声。
有子无家须吊问,故交谁不为伤情。
紫芝昔赋天台日,桐柏宫诗老更成。
梦断玉楼春帐晓,蝶迷花院夕魂轻。
钱郎旧体终难并,姚贾机关报裁近有声。
有子无家须吊问,故交谁不为伤情。
释永颐

释永颐

释永颐,字山老,号云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居唐栖寺。与江湖诗人周晋仙、周伯弜父子等多有唱和。理宗淳祐十年(一二五○),上天竺佛光法师抗拒权贵侵占寺产,愤而渡江东归时,颐曾遗书慰问。有《云泉诗集》一卷传世。事见本集末附《上天竺志》永颐小传。 永颐诗,以读画斋刊《南宋群贤小集》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本(简称汲古阁本)等。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 113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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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暗苍江晚未晴,井梧翻叶动秋声。
雨暗苍江晚未晴,井梧(wú)¹翻叶动秋声。
译文:写苍江阴雨绵绵,时至傍晚仍未见晴,井边的梧桐翻动着叶片,飒飒有声。
注释:¹井梧:井边的梧桐。
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
楼头夜半风吹断¹,月在浮云浅处明。
译文:站在江楼上,风吹到半夜才停,乌云渐散,但末完全散去,透出朦胧月色。
注释:¹风吹断:风停了。断,止。

  这首七绝通过描写苍江从傍晚到夜半、天气由阴雨转晴的变化过程,烘托出江上秋夜由喧闹渐入静谧的气氛,构成了清冷寒寂的意境。全诗四句四景,分别选择最适宜的角度表现了阴雨、风起、风停及将晴时分的景色,虽一句一转,却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首句写阴雨笼罩中的苍江到晚来还没见晴,“暗”字气象浑涵,下得精当,不但用浓墨绘出了天低云暗、秋水苍茫的江景,而且使浓重的雨意和渐渐来临的暗夜自然连成一气,一句写尽了白昼到傍晚的天色。这句是从大处落墨,第二句则是从细处着意。井边的梧桐翻动着叶子,飒飒有声,是风吹所致,此时倘若还是“梧桐更兼细雨”,便应是“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的另一番景象了。由梧叶翻卷的动静辨别风声,可见此时风还不大,始发于树间,因此这细微的声息暗示了风一起雨将停的变化,又是秋声始动的征兆。第三句写半夜里风声才停时的情景,“吹”与“断”说明风曾刮得很紧,从楼头判别风声,就不同于从桐叶上辨别风声了,必定要有相当的风力和呼呼的声响才能听出是“吹”还是“断”。所以这一句中的“断”字放在句断之处,与上一句井梧翻叶相应,虽只是写风的一起一止,却概括了风声由小到大,吹了半夜才停的全过程。这正是欧阳修所写“初淅沥而萧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秋声赋》)的秋声。这两句全从江楼上的人的听觉落笔,真切地写出了秋声来时江上暗夜中凄清的气氛。这个“断”字还承上启下,带出了最后一句精彩的描写:风停之后,乌云渐渐散开,但尚未完全放晴,月亮已在云层的浅淡之处透出了光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浮云将散而未散的这一瞬间,表现出月亮将要钻出云层的动态,烘托出半夜风雨之后天色初晴时那种特有的清新和宁静的气氛。“明”字在首句“暗”字的映衬下,成为全诗最耀眼的亮色,在结尾处预示出一片雨过天晴的明朗境界。

  这首诗纯以写景的真切细致取胜,但如果没有作者对秋意的敏锐感受,便不容易准确地捕捉住每个特定时刻的景物特征,如果没有精巧的构思和炼字,也不容易在一首短短的绝句中如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景色随天色阴晴而转换的过程,并形成浑成的意境。

参考资料:
1、 缪钺等撰写 .宋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12 :496-497

jiāngshàngqiū--dàoqián

àncāngjiāngwǎnwèiqíngjǐngfāndòngqiūshēng

lóutóubànfēngchuīduànyuèzàiyúnqiǎnchùmíng

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饥。
竹实满秋浦,凤来何苦饥。
译文:秋浦满是竹实,凤凰来到这里怎么还会饥饿?
还同月下鹊,三绕未安枝。
还同月下鹊,三绕未安枝。
译文:还同月下的喜鹊,绕了三圈都没有找到可以安然栖息的枝条。
夫子即琼树,倾柯拂羽仪。
夫子即琼(qióng)¹,倾柯(kē)拂羽仪。
译文:夫子你就是琼树,倾斜下垂的枝条庇护。
注释:¹琼树:即琼枝。以谬琳琅轩为食,凤凰食之。
怀君恋明德,归去日相思。
怀君恋明德,归去日相思。
译文:敬仰你的高尚品德,别后会日夜把你思念。
诗的开头用凤雏依梧桐而栖和啄食竹实的典故,说明秋浦地方政绩得人心,自己对此地很留恋,接着又用曹操诗强化这种感想,然后把话题转向柳圆,表达自己的心愿。巧妙用典和就典故发议论切入现实,是这首诗的特点。晚年的李白飘泊在江南,也许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曾有不少夸赞地方长官的诗,常常会将古人的德、言、行随手拈来用入诗中,却并不是累赘繁琐,不妨碍思想的流畅表达,其中既有诗人艺术技巧高超熟练之处,也有暂为人下的无奈。
参考资料:
1、 栾睿.李白诗全集详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322页

zèngliǔyuán--bái

zhúshímǎnqiūfènglái

háitóngyuèxiàquèsānràowèiānzhī

ziqióngshùqīng

怀huáijūnliànmíngguīxiāng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
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
译文:大雁都已飞走了,书信再难寄出。愁绪多得让人难以入眠。
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
愿随孤月影,流照伏(fú)波营¹
译文:多希望能追随那无处不在的月影,将光辉照射到你的军营。
注释:¹伏波营:“伏波”是将军的封号。此处用的原意:平乱的军队。

  这首诗为思妇代言,表达了对征戍在外的亲人的深切怀念,写来曲折尽臻,一往情深。

  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丈夫戍守南疆,妻子独处空闺,想象着凭借雁足给丈夫传递一封深情的书信;可是,春宵深寂,大雁都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断鸿过尽,传书无人,此情此景,更添人愁绪。诗一开头,就用雁足传书的典故来表达思妇想念征夫的心情,十分贴切。「书难寄」的「难」字,细致地描状了思妇的深思遐念和倾诉无人的隐恨。正是这无限思念的愁绪搅得她难以成寐,因此,想象着借助梦境与亲人作短暂的团聚也不可能。「愁多」,表明她感情复杂,不能尽言。正因为「愁多」,「梦」便不成;又因为「梦不成」,则愁绪更「多」。思妇「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古诗《明月何皎皎》),在「出户独彷徨」(同上)之中,举头唯见一轮孤月悬挂天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她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了。她希望自己能像月光一样,洒泻到「伏波营」中亲人的身上。「伏波营」借用东汉马援的典故,暗示征人戌守在南方边境。

  其曲折之处表现为层次递进的分明。全诗四句可分为三层,首二句写愁怨,第二句比第一句所表达的感情更深一层。因为,「雁尽书难寄」,信使难托,固然令人遗恨,而求之于梦幻聊以自慰亦复不可得,就不免反令人可悲了!三四句则在感情上又进了一层,进一步由「愁」而转为写「解愁」,当然,这种幻想,显然是不能成为事实的。这三个层次的安排,就把思妇的内心活动表现得十分细腻、真实。

  诗写得情意动人。三四两句尤为精妙,十字之外含意很深。「孤月」之「孤」,流露了思妇的孤单之感。但是,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人们可以千里相共的。愿随孤月,流照亲人,写她希望从愁怨之中解脱出来,显出思妇的感情十分真挚。

  诗没有单纯写主人公的愁怨和哀伤,也没有仅凭旁观者的同情心来运笔,而是通过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着眼于对主人公纯洁、真挚、高尚的思想感情的描写,格调较高,不失为一首佳作。

guīyuànèrshǒu··--shěnyún

yànjǐnshūnánchóuduōmèngchéng

yuànsuíyuèyǐngliúzhàoyíng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译文: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分封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分封制。实行分封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译文: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分封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译文: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译文: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译文: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分封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分封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分封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译文: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译文:有的人说:“分封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译文: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译文: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译文: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译文: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译文: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分封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译文: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分封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译文: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分封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译文: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分封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译文: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分封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分封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封建论》的中心论题是: “封建制”的存废以及与郡县制相互比较孰优孰劣,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文章雄辩地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抨击了维护分封制的谬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全文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有正面论述,也讲反面教训,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且多用排偶句子,骈散相间,语言凝练,语气清峻。

  要谈“封建制”的存废,自然要从“封建制”的产生与发展讲起。由“天地果无初乎”至“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的就是这个内容。尽管作者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分封制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否定与“生人之意”相对立的“圣人之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却具备令人肃然起敬的理论意义和批判精神。作者觉得“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甚至“尧、舜、禹、汤、文、武”他们就“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这里所说的“势”,并不是指客观规律或客观形势,而是指由众人的愿望而造成的趋势。这一部分论述,是全文的总观点。由它统率全文,别开生面,气势磅礴。

  从“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至“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是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一,作者以史实为论据,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并且前述为事,后文即可引以为据,逻辑严密,整体感强。

  “或者又日”与“或者又以为”两段,是驳论。头一段驳所谓“封建而延”的观点,论据是魏晋两代都“封爵犹建”,结果是“不闻延祚”;唐代“矫而变之,重二百祀”。史实如此,胜于雄辩。所以,作者以“尤非所谓知理者也”,加以指责二第二段驳“殷、周圣王” “不革其制”便“固不当复议”的谬论当然,秦的“其为制,公之大者也”,也只是实施了地主阶级占有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而这又是当时作者所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的。

  “夫天下之道”一段,是全文的结束。作者在这一段讲了两种有内在关系的事物,又讲了这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依照天下的常理,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够得人心;而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作者先谈结果“理安”,后谈原因“使贤者居上”,突出用人唯贤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然后又讲,实施分封制的时候,世袭的封地占满全国;就算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有所作为:这又是一种因果关系,前有因“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后有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两种事物从两个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分封制绝对不可取。之后,作者顺势收拢全文:难道是圣人愿意建立分封制而导致这样的结局吗?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由形势决定的。”

  综合上述, “用人唯贤”无疑是《封建论》的灵魂所在。用人唯贤是改革体制的关键,又是改革体制后所带来的必然成果之一。“事在人为”,看来“人”是最为重要的。作者所参加的“永贞革新”,就是因为王叔文、王侄等得到顺宗李诵的支持得以实行;而包括作者在内的王叔文集团的塌台,也是由于宪宗李纯即位后选用宦官俱文珍、薛盈珍以及文武旧官僚所带来的结果。《封建论》写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官永州期间,他对政治革新,尤其是用人唯贤问题的体会和认识尤为深刻。

  艺术特点

  一、切中时弊。《封建论》没有泛泛谈论分封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而是侧重谈分封制的劣以及郡县制的优。借古喻今,暗示唐中期以后潜伏的政治危机,明指用人唯贤对改良体制、巩固政权以及安定社会的深远意义。

  二、观点鲜明,有批判精神。《封建论》破天荒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他承认客观情势,而不承认天命;他觉得由分封制到郡县制是进步,而汉唐还要实行分封制是倒退;他肯定尧、舜这些圣人都有“私”,历史的发展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圣人有“所不得已”。一扫腐儒正统的天命观、历史观、圣贤观,不讳饰,也不含糊其词,而是明快决断。

  三、论辩雄健有力,气势磅礴。《封建论》开笔: “天地果无初乎?” “生人果有初乎?”虽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全文将论述的是天、地、生民这样的大事。从周至唐,上下两千年,兴亡得失,头绪万千。作者就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除伪存真,三言两语就可把问题讲到实质方面: “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好处时,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简意赅。

参考资料:
1、 罗斌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01:第221-223页
三千年事残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青天,数行书似旧藏处。
三千年事¹残鸦外,无言倦(juàn)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²,那识当时神禹(yǔ)。幽云怪雨³。翠蓱(píng)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青天,数行书似旧藏(cáng)
译文:夏禹光辉的业绩已翻过三千余年,眼前只剩下寒鸦数点。倚着秋树缄默无言。江河改道,高山变成深谷。在这漫长的三千多年里,幽云出谷,怪雨挥鞭。湿漉漉的萍藻,还悬垂在那根梅梁之间,趁夜深人静,它曾飞入湖底,跟凶龙进行过一场鏖战。雁群飞起,把一行大字写上蓝天。那一行行文字,莫非就是当年夏禹藏在山中的宝贵书篇。
注释:¹三千年事:夏禹在位是公元前2140年,至吴文英在世之年1250年,约为3390年,故曰三千年事。²高陵变谷:高山变为低谷。比喻世事沧桑,变化无常。³幽云怪雨:谓风雨之不同寻常。⁴梁:当为禹庙之梅粱。⁵旧藏处:指大禹治水后藏书之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jì)(liáo)¹西窗久坐,故人悭(qiān)²会遇,同翦灯³语。积藓(xiǎn)残碑,零圭(guī)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
译文:映着西窗,我们相向而坐,故人难得有这次意外的会面。剪去灯花,与友人深居夜语。长满苔藓的断残古碑,禹庙发现的古文物,重现人间。霜叶已经凋零,惟有青山任随晨雾夕烟之变化而不改其色。漫想春日祭祀夏禹时的热闹场景:岸边停着画舫,彩绘的旗帜招展于喧哗的赛鼓声中。
注释:¹寂寥:寂寞寥落.指人生亦指心境。²悭:稀少。³翦灯:剪去油灯烧残的灯芯,使灯焰明亮。⁴积藓残碑:长满苔藓的断残古碑。⁵零圭断璧:指禹庙发现的古文物。⁶赛鼓:祭神赛会的鼓乐声。此指祭祀夏禹的盛会。

  与同人相比,吴文英的词被认为是“晦涩难懂”。其原因有二:其一于叙写方面往往将时间与空间交错杂揉,其二于修辞方面往往但凭一己直觉加之喜欢用生僻典故,遂使一般读者骤读之下不能体会其意旨之所在。但若仔细加以研读,寻得入门之途径,便可发现吴词在“雕缋满眼”、“晦涩”“堆砌”的外表下,确有一片“灵气行乎其间”,而且“立意”之“高”,“取径”之“远”,也是确有一份“奇思壮采”。

  冯深居,名去非,南宋理宗宝祐年间曾为宗学谕,因为与当时的权臣丁大全交恶被免官。与吴文英交往颇深。因此,这首词中颇有言外之深意存焉,这由冯氏之为人及其与吴文英之交谊可以推知禹陵则为夏禹之陵,在浙江绍兴县东南之会稽山。在吴文英家乡附近。所以吴氏对禹陵之古迹名胜怀有一种感情也是可以想见的。何况夏禹王是一位忧民治水、功绩卓著的先王。而南宋的理宗时期则任用权佞,国事维艰,感今怀古,吴文英在与冯深居同登禹陵之际,自当有无限沧桑感喟。所以一开端便以“三千年事残鸦外”七个字,把读者引进苍茫古远的意界。所谓“三千年”者,盖自夏禹之世至南宋理宗之世。固已实有三千数百年之久。又“三”字与“千”之字之数目,在直感上亦足以予读者一种久远无极之感。而“三千年”之下又加一个“事”字,则千古兴亡故事,乃大有纷至沓来之势矣。而又继之“残鸦外”三个字,就“残鸦”而言,当登临时之所见。昔杜牧《登乐游原》诗有句云“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此正为“残鸦”二字赋予人的感受。至于“外”字,则欧阳修《踏莎行》词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就梦窗此词而言,则是残鸦踪影之隐没固已在长空澹澹之尽头,而三千年往事销沉则更在残鸦孤影外,于是时间与空间,往昔与当前乃于此七字之中结成一片,苍凉寥漠之感,顿向读者侵逼包笼而来。

  禹王不复生,前功不可寻,犹如残鸦影没,天地苍茫,然则何地可为托身之所乎。故继云“无言倦凭秋树”也。语有之云“予欲无言”;又曰“夫复何言”。其所以“无言”者,正自有无穷不忍明言、不可尽言之痛也。然则此时之登临,于追怀感慨之余,唯“倦凭秋树”而已。此处著一“倦”字,自可由登临之劳倦而来,然而此句紧承首句“三千年事”之下,则其所负荷者,亦有千古人类于此忧患劳生中所感受之疲弊也。而其所凭倚者,则惟有此一萧瑟凋零之秋树而已。人生至此,更复何言?故曰“无言”也。其下继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乃与首一句之“三千年事”相应,故知其“倦凭秋树”之时,必正兼有此三千年之沧桑感在也。禹王宏愿伟力,然而其当年孜孜是矻矻所疏凿,欲以垂悠悠万世之功者,其往迹乃竟谷变川移、一毫而不可识矣,故曰“那识当时神禹”。三千年事,无限沧桑,而河清难俟,世变如斯,则梦窗之所慨者,又何止逝水、高陵而已哉。

  以下陡接“幽云怪雨,翠蓱湿空梁,夜深飞去”三句,此三句是据传说用典。夫“梁”者,固当禹庙之梁。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云:“禹庙在会稽山禹陵侧。”又云:“梅梁,在禹庙。梁时修庙,忽风雨飘一梁至,乃梅梁也。”又引《四明图经》:“鄞县大梅山顶有梅才,伐为会稽禹庙之梁。张僧繇画龙于其上,夜或风雨,飞入镜湖与龙斗。后人见梁上水淋漓,始骇异之,以铁索锁于柱。然今所存乃他木,犹绊以铁索,存故事耳。”“蓱”字原与“萍”字相通,然而“萍”乃水中植物,梁上何得有“萍?《一统志》及《四明图经》载,传说禹庙之梁有水中之萍藻,此萍藻为飞入镜湖之梁上之神龙所沾带之镜湖之萍藻。是此数句,乃正写禹庙梁上神龙于风雨中“飞入镜湖与龙斗”,“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之一段神话传闻也。而梦窗之用字造句,则极尽光怪陆离之能事。盖“翠蓱湿空梁”一句,原当为神梁化龙飞返以后之现象,而次句“夜深飞去”发生于神梁化龙之前;而梦窗却将时间因果倒置,又用一不常见之“蓱”字以代习用之“萍”字。夫“蓱”与“萍”二字虽通用,然而一则用险僻字更增幽怪之感,二则“蓱”字又可使人联想《楚辞·天问》“蓱号起雨”一句,于是又有“幽云怪雨”一时惊起之意。总之,前几句给人一种渺茫怀古之思与恍惚幽怪之感,使读者对此充满神话色彩之古庙生出无穷之想像。

  后二句,则又由眼前景物寄慨。曰“雁起青天”,形象色彩极其鲜明,此景必为白昼而非黑夜所见,然后知前三句“夜深”云云者,全为作者凭空想象也。而此句“雁起青天”四字,乃又就眼前景物以兴发无限今古苍茫之慨,故继之云“数行书似旧藏处”也。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石匮山,在府城东南一十五里,山形如匮。相传禹治水毕,藏书于此。”然而远古荒忽,传闻悠邈,惟于青天雁起之处,想像其藏书之地耳。而雁阵之飞,其排列有如书上之文字,在梦窗《高阳台·丰乐楼》一词中,即有“山色谁题,楼前有雁斜书”一句可以为证。是则三千年前藏书之说固已渺不可寻;眼前所见者,惟青天外之斜飞雁阵之说而已。世异时移沧海桑田,正与开端“三千年事残鸦外”及“那识当时神禹”诸句遥遥相应,而予读者以无穷怅惘追思之感慨。以上前半阕全以“登禹陵”之所见所想为主。

  后半阕“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始写入冯深居,呼应题面“与冯深居”四字。此三句词,乃化用李义山《夜雨寄北》“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诗句,自无可疑。梦窗乃于开端即著以“寂寥”二字,又接以“久坐”二字,其所以久坐不寐之故,正缘于此一片寂寥之感耳。昔杜甫《羌村》诗有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梦窗于“寂寥西窗久坐”之下,乃接云“故人悭会遇,同翦灯语”;此三句,一气贯下,全写寂寥人世今昔离别之悲。

  以下陡接“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三句,初观之,此三句似以前三句全然不相衔接,然而此种常人以为晦涩不通之处,正是梦窗词之特色所在。盖梦窗词往往以直感为其连贯之脉络,极难以理性分析说明。兹就其所用之故实而言,所谓“积藓残碑”者,杨铁夫《笺释》以为“碑指窆石言”,引《金石萃编》云:“禹葬会稽,取石为窆石,石本无字,高五尺,形如秤锤,盖禹葬时下棺之丰碑。”据《大明一统志。绍兴府志》载:“窆石,在禹陵。旧经云:禹葬会稽山,取此石为窆,上有古隶,不可读,今以亭覆之。”由此知杨氏《笺释》以碑指窆石之说确实可信。昔李白《襄阳歌》云:“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羊公一征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自晋之羊祜迄唐之李白,不过四百余年,而太白所见羊公碑下之石龟,已剥落而生莓苔矣。然则自夏禹以至梦窗,其为时已有三千余年,则其窆石之早已莓苔遍布,断裂斑剥,固属理所当然者矣。著一“积”字,足见苔藓之厚,令人叹历年之久;著一“残”字,又足见其圮毁之甚,令人兴睹物之悲。而其发人悲慨者,尚不仅此也,因又继之以“零圭断璧”云云。夫圭璧者,原为古代侯王朝会祭祀所用,而著一“零”字,著一“断”字,零落断裂,无限荒凉,禹王之功绩无寻,英灵何在?只有古物残存,供人凭吊而已。故继之云:“重拂人间尘土。”于是前所举人之积藓残碑,与夫零断圭璧,乃尽在梦窗亲手摩挲凭吊中矣。“拂”字上更著一“重”字,有无限低徊往复多情凭吊之意,其满腹怀思,一腔深慨,已在言外。

  后半阙开端先写夜间故人灯下之晤对;然后陡接“积藓残碑”三句,又回至日间之登临。全不作层次分明之叙述与交代。盖残碑断璧之实物,虽在白昼登临之陵庙之上,而残碑断璧之哀感,则正在深宵共语者之深心之内也。夫以“悭”于“会遇”之故人,于“翦灯”夜“语”之际,念及年华之不返、往事之难寻,其心中固早有此一份类似断璧残碑之哀感在也。故其下乃接云:“重拂人间尘土。”“尘土”不但指物质上之尘土,同时兼指人世间之种种尘劳污染而言。然而在记忆之中,这世间尘土不过如尘封之断璧残碑而已。“于是世间之事融会于三千年历史之中;而历史,亦融会于一己人事之中。此种时空交揉之写法,正为梦窗特长之所在也。

  其后“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三句,又以浪漫笔调,另辟新境。自情感之中跳出,别从景物着笔,而以“霜红”句,隐隐与开端次句之“秋树”相呼应。彼经霜之叶,其生命固已无多,竟仍能饰以红色、弄以舞姿;惟此红而舞者,亦何能更为久长,瞬临罢舞,是终将亦归于空灭无有而已。故曰“霜红罢舞”。此一无常变灭之悲,而梦窗竟写得如此哀艳凄迷。又继之云“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则其不变者也。又于其上著一“漫”字。“漫”字有任随、任由之口气,其意若谓霜红罢舞之后,任随山色青青于雾朝烟暮之中。逝者长已矣,而人世久长,其间有无穷沧桑之感。梦窗运笔之妙、托意之远,于此可见。

  结二句“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初观之,不免有突兀之感。盖前此所言,如“秋树”,如“霜红”,明明皆为秋日景色;而此句竟然于承接时突然著一“春”字以为笼罩之笔。盖开端之“倦凭秋树”,乃当日之实景;至于“霜红罢舞”,则已不仅当日之所见,而是包容秋季之全部变化于其中;至于“山色青青”,则更透出暮往朝来、时移节替之意。秋去冬来,冬残春至,年年春日之际,于此山前都可见岸锁舟船,处处有画旗招展,时时闻赛鼓喧哗。然则此为何事也?《大清一统志·绍兴府志·大禹庙》载:“宋元以来,皆祀禹于比。”此词之“画旗”、“赛鼓”,必当指祀禹之祭神赛会也。“画旗”,当指舟仪仗之盛:“喧”字,当指“赛鼓”之喧闹。然而梦窗乃将原属于“鼓”字之动词“喧”字置于“画旗”二字之下,连接“鼓”与“画旗”则为画旗招展于喧哗之赛鼓声中,弥增其盛美之情状;旗之色与鼓与声遂为浑然一体。

  此词通首以秋日为主,其情调全属于寥落凄凉之感,于结尾之处突显春日赛会之喧闹,为全篇寥落凄凉之反衬,余波荡漾,用笔悠闲,果真可以因春日之美盛忘怀秋日之凄凉者;然而细味词意,则前所云“雾朝烟暮”句,已有无限节序推移之意,转瞬即逝的春日喧闹与永恒的凄寂形成鲜明对照。

参考资料:
1、 《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4-20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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