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一位农民在雨天半夜就辛劳耕作的情形。诗的开头写久旱逢甘霖,夜里下了一场大雨。“雨足”一句,是说雨水很多,就连高处的田地也积了许多水,而成为一片水白色。作者用“足”、“白”二字,既突出强调了雨水之多,又暗示了农夫耕田将会倍加艰难和辛劳,为下文作了铺垫。“披蓑半夜耕”一句,乍看之下,让人想到不合情理。哪里有农夫披着蓑衣半夜里耕地的呢?但细细品来,此句却是蕴意深含。可能是由于雨水过多,农夫们耽误了播种的时间,泥水里,又是冒着雨,耕田的吃力是可想而知的。
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辛苦劳动生活。虽然“人牛力俱尽弦,但劳动的时间还很长,天亮之前和天亮之后农民将如何坚持下去,这是留给读者想象的内容了。这首小诗十分通俗,明白如话,虽然是反映农民辛苦的,但它是通过耕作情形的具体而又细致的描驽来表现的,它取的是一位农民最平常的一个劳动镜头。风雨里,半夜就去耕作,像牛一样出力,全诗语言清新明快,形象地揭示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动乱年代,地方水利失修,农民靠“天”吃饭的这一事实,也是封建社会里的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写照。
这首诗纯用白描,立意新颖,语言通俗流畅,仅短短二十个字,就准确地描绘了农夫披蓑夜耕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农夫苦难生活的满腔同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此诗和《舂陵行》都是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的代表作,而在斥责统治者对苦难人民的横征暴敛上,此诗词意更为深沉,感情更为愤激。
在诗中,元结把起义的少数民族称之为“贼”,固然表现了他的偏见,但他把“诸使”和“贼”对比起来写,通过对“贼”的有所肯定,来衬托官吏的残暴,这对本身也是个“官吏”的作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全诗共分四段。第一段由“昔年”句至“日晏”句,先写“昔”。头两句是对“昔”的总的概括,交代他在作官以前长期的隐居生活,正逢“太平”盛世。三、四句写山林的隐逸之乐,为后文写官场的黑暗和准备归老林下作铺垫。这一段的核心是“井税有常期”句,所谓“井税”,原意是按照古代井田制收取的赋税,这里借指唐代按户口征取定额赋税的租庸调法;“有常期”,是说有一定的限度。作者把人民没有额外负担看作是年岁太平的主要标志,是“日晏犹得眠”即人民能安居乐业的重要原因,对此进行了热情歌颂,便为后面揭露“今”时统治者肆意勒索人民设下了伏笔。
第二段从“忽然”句到“此州”句,写“今”,写“贼”。前四句先简单叙述自己从出山到遭遇变乱的经过:安史之乱以来,元结亲自参加了征讨乱军的战斗,后来又任道州刺史,正碰上“西原蛮”发生变乱。由此引出后四句,强调城小没有被屠,道州独能促使的原因是:“人贫伤可怜”,也即“贼”对道州人民苦难的同情,这是对“贼”的褒扬。此诗题为“示官吏”,作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官吏,告戒官吏,所以写“贼”是为了写“官”,下文才是全诗的中心。
第三段从“使臣”句至“以作”句,写“今”,写“官”。一开始用反问句把“官”和“贼”对照起来写:“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这是抨击官吏,不顾丧乱地区人民死活依然横征暴敛的愤激之词,是元结关心人民疾苦的点睛之笔。而下两句指陈事实的直接描写:“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更活画出一幅虎狼官吏陷民于水火的真实情景。和前面“井税”两句相照应,与“昔”形成鲜明对比,对征敛官吏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接下来的两句:“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以反问的语气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揭示了“时世贤”的残民本质。“绝人命”和“伤可怜”相照应,“时世贤”与“贼”作对比,这里对“时世贤”的讽刺鞭挞之意十分强烈。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此公开表明自己不愿“绝人命”,也不愿作“时世贤”的决绝态度,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官吏的一种告诫。
第四段由“思欲”句至“归老”句,向官吏们坦露自己的心志。作者是个官吏,他是不能违“王命”的,可是作“征敛者”吧,他又不愿“绝人命”。诗人对待这一矛盾的处境的办法是:宁愿弃官,归隐江湖,也绝不去做那种残民邀功、取媚于上的所谓贤臣。这是对统治者征敛无期的抗议,此处充分清楚地表明作者对民瘼的热情关心。
元结在政治上是一位具有仁政爱民理想的清正官吏;在文学上反对“拘限声病,喜尚形似”(《箧中集序》)的浮艳诗风,主张发挥文学“救时劝俗”(《文编序》)的社会作用。这首诗不论叙事抒情,都指陈事实,直抒胸臆,没有一点雕琢矫饰的痕迹,而诗中那种忧时爱民的深挚感情,如从胸中自然倾泄,自有一种感人之处,亦自能在质朴之中成其浑厚,显示出元结诗质朴简古、平直切正的典型特色。沈德潜说:“次山诗自写胸次,不欲规模古人,而奇响逸趣,在唐人中另辟门径。”(《唐诗别裁》)
这首诗写分别后的思念朋友之情,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前三句写梦前的秋夜景象:白露、西风、流萤、落木,构成一幅凄清的图景;第四句写梦中,只交代梦见已经西归之故人,却没有详写梦中景象;后四句从听觉和视觉两个角度写梦后之景,因闻晓钟、马嘶而惊醒,可见梦之短,醒后唯见天边归云纵横,心绪寥落。满心离怀是全诗主脑,归客入梦,嘶马惊人,皆源于此。
此诗构思和声律都不同一般,别有情致。一般的送别诗总爱写临歧分手的场面,因为这个场面最能体现主客间的情谊,可是此诗偏偏撇开这个场面不写,而写送客的主人一夜离心郁陶,等待着第二天送朋友上路,可归客不忍心与朋友当面话别,而在黎明西分悄悄地策马离去,使主人欲送不成而留下离思。此诗的特色,首先就在于送别从别后写起,切入角度很独特;其次在于只有一句记梦却用大半篇幅写梦前和梦后的秋夜清冷景象,以之烘托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深;其三,情与景之间形成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关系—西风落木正像离人忧思,归云如归客,纵横如心绪,而友情的热烈与秋夜的清冷又形成反差;最后,真幻杂糅的别致构思,在夜半白露萤飞中入梦,仿佛若真;因闻曙钟、听嘶马而惊醒,恍惚中以为归客又将上路,于是急急出户相送,在虚实交错中写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另外,这首七言古诗共八句,却用了三个韵,较为少见,似乎是作者为了配合场面的转换和感情的跌宕而有意为之。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