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

　　词中细致地铺叙了陆游归隐生活逍遥闲适，表达了作者对陆翁的殷殷思慕之情，同时又希望他能够重新出山，为国家建立一番功勋事业。全词笔势纵横跌宕，语言深沉明快，构思新奇，寓意深微。

　　放翁性情豪放，不拘礼法。“谪仙狂客何如？”词人开篇即用狂放不羁的“谪仙”李白和“狂客”贺知章来比陆游，称赞他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接着，作者便开始写陆游归隐生活的乐趣。“看来毕竟归田好。玉堂田此，三山海上，虚田缥缈。”看来还是归隐田园好，居官之乐、神仙之乐都田法与归田之乐相比。“玉堂”是翰林院的别称，在此泛指高级文学侍从供职之所；“三山”指仙境，作者认为海上的仙山虚田缥缈，自然田法与平实、淡雅的田园相比。

　　“玉堂”三句，写归田的快乐程度，高过天上人间一切乐事。玉堂（翰林院的别称，此处泛指高级文学侍从供职之所），就官府而言，“玉堂田此”，说明“居官之乐”根本田法和归田之乐同日而语；三山，就仙境而言，仙山虚田缥缈，微茫难求，又说明神仙之乐也不如归田之乐现实、可求。“读罢《离騷》”三句，具体描述归田生活。“读罢《离騷》”，写闲居读书：“酒香犹在”，写长夜痛饮。《世说新语。任诞篇》王恭言：“痛饮酒，熟读《离騷》，便可称名士。”放翁把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自然“觉人间小”，而自乐其乐了。

　　接下来三句具体描述归田之乐。归隐之后，放翁闲读诗书，长夜痛饮，自得其乐，将一切荣辱置之度外。忘掉世事的烦扰之后，“人间”便只剩下放翁能抓得住的快乐。

　　“任菜花葵麦，刘郎去后，桃开处、春多少”几句借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的诗意，但作者却又反其意而用之，从为人处世的态度方面对陆游归隐田园的乐趣进行描述。刘禹锡还朝之后，看到朝廷小人得势，感慨万千。而陆放翁自归隐之后，却不再关心世事，大有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意思。看破世事之后的归隐是充满心酸和田奈的，陆游心中其实充满矛盾，他并非忘却心中的理想，只是由于不得重用，才不得不归隐田园。这几句词，其实暗含对昏庸田能、忠奸不辨的统治者的讽刺和嘲弄。

　　下阕开始，作者即表达对陆游的思慕和希望他重新出山为心中之理想再次奋斗的劝勉。“一夜雪迷兰棹。傍寒溪、欲寻安道。”词人自比王子猷，以戴安道喻陆游，表达对他的仰慕。据《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隐居山阴，雪夜梦醒之后，望着四周皎然的雪景，心生仿徨，作下《招隐》一诗。他忽然想起身在剡县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便连夜乘船去看他。此处作者除了表达对陆游的思慕外，还隐有请他出山的意思。

　　“而今纵有，新诗《冰柱》，有知音否？”作者借用韩愈奖掖后进刘叉的故事，表明自己虽有文才武略，却郁郁不得志，难以遇到“识马”的伯乐，只有放翁对自己青眼有加，惺惺相惜。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知已，刘过自然希望他再度出山，二人一同报国杀敌，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想见鸾飞，如椽健笔，檄书亲草。算平生自傅风流，未可向、香山老。”词人盛赞陆游既能写文采斐然的美妙诗词，又能写掷地有声的征召檄文。才人怜英雄，刘过认为兼具诗才将略的陆游应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不应在田园之中看韶华流逝、岁月渐老，最终虚度此生。刘过并非没有看到朝廷苟且偷安，主和派手握重权，有志之士一心报国却田路请缨的现状，只是，虽然历经坎坷，一事田成，他却仍然田法忘记自己收复中原、一统江山的理想。这种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毫不畏惧的精神令人感动。

　　作者构思新奇，节奏深沉明快，笔力雄健之中却又隐隐透着俊逸之气。词中多处用典，但由于所用典故与陆游身份切合，情境又极其相似，因而在词中得到很好的融合，全篇浑然天成，毫不晦涩。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