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阕以首句中“甚爱”二字统摄。次句用“千丈翠奁开”之比喻，盛赞带湖景色之胜，说明“甚爱”原因。放眼千丈宽阔的湖水，宛如打开翠绿色的镜匣一样，一片晶莹清澈。面对如此美景，难怪“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了。这是用夸张写法来说明“甚爱”程度，句格同杜诗“一日上树能千回”：闲居无事，拄杖纳屦，徜徉湖畔，竟一日而千回。下面写因爱湖之“甚”，而及湖中之鸟，欲与这结盟为友——这是用的拟人法。“凡我”三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愿：希望既结盟好之后，就应常来常往，不要再相猜疑了。这里“莫相”之“相”，虽然关系双方，但实际只表词人绝无害鸟之心，望鸥鹭尽情栖游，无须担惊。《左传·僖公九年》有这样记载：“齐盟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词里这几句格式，当为《左传》辞句套用，纯是散文句法。
“白鹤”二句，是写对眼前鸥鸟之嘱：托其试将白鹤也一起邀来。由爱所见之鸥鹭，而兼及未见之白鹤，其“爱”更进一层。以上极写带湖之美及对带湖之爱，固然表露了词人摆脱了官场尔虞我诈的烦恼和明枪暗箭的惊恐以后心情之宁静，但在这宁静之中又透露出几分孤寂与无聊。试想，一个“壮岁旌旗拥万夫”（作者《鹧鸪天》中语）的沙场将帅，竟然落得终日与鸥鸟为伍，其心境之凄凉，可想而知。妙在词中表面上却与“愁”字无涉，全用轻松之笔，这大概就是词人后来所说的“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的手法。如此表达，意境更深一层。
过片紧承上阕遐想。作者一片赤诚，欲与鸥鸟结盟为友，然而鸥鸟是“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它们立于水边苍苔之上，时而拨动浮萍，时而排开绿藻，对词人的美意不理不睬。其意从下句“窥鱼笑汝痴计”中可以看出。原来他们“立苍苔”，“为有求鱼心，不是恋湖水”，与词人“同居而异梦”。专心“窥鱼，伺机而啄在词人看来，只是一种“痴计”，对此，他当然只能付之一“笑”了。这“笑”，既是对鸥鸟“何时忘却营营”的讽笑，也是叹自己竟无与无友。“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苦笑。看来，鸥鸟亦并非词人知已，并不懂得词人离开官场之后此时的情怀，所以他怅然发出了“不解举吾怀”之叹。盟友纵在身旁，孤寂之心依旧，无人能释分毫。可见，词人所举之杯，根本不能为永结盟好作贺，只能浇胸中块垒罢了。虽然人们常说“举杯浇愁愁更愁”，但词人并没有被愁所压倒。“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他从自己新居的今昔变化中，似乎悟出了社会沧桑和个人沉浮的哲理——“人世几欢哀”。词人本是心情郁闷，却故作看破红尘、世态炎良。变得益发旷达开朗，因而对隐居之所带湖也更加喜爱了。“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要作久居长栖之计了。词到此处完篇，对开首恰成回应。
如果说上阕旨意全在不写之中写出，那么下阕则就是在委婉之中抒发了。然而其语愈缓，其愈切，感情愈发强烈，较上阕又进一层。天地之大，知己难寻；孑然一身，情何以堪！虽有带湖美景，但纵是盟鸥，也不解已意，作者心绪可知了。可见，这首词表面是写优游之趣，闲适之情；分明是抒被迫隐居、不能用世的落寞之叹，孤愤之慨。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细玩稼轩此作，确有“不言言之”之妙。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艺术的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来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此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
起首二句写得极为娟秀，为人所称誉，乃融化他人诗句而来。吴聿《观林诗话》记王安石“尝于江上人家壁间见一绝，深味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揉蓝’，为踌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词，有‘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之句。盖追用其词。”此见词人善于融炼诗句，浑然天成。他用“一水”来概括“一江春水”，添“萦花草”三字烘托春光烂漫，丰富了原句的内容，提取原诗精华，调合得巧妙自然。“柔蓝一水”，形容水色清碧，“柔”下得轻盈贴切，形象生动，使词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美丽、清新、宁静的色彩美。“茅屋数间窗窈窕”三句，以“窈窕”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出茅屋“千嶂抱”着的竹林里的深窈秀美。他同期写的《竹里》诗可与此参读：“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此即词中“茅屋数间”的一般情景。“茅屋”三句，包涵了《竹里》诗的全部情景，但情韵连续，融成一片，更见精严。“午枕觉来闻语鸟”一句，见出词人那种与花鸟共忧喜、与山水通性情的悠闲的情致与恬淡的心境。“欹眠”句，从睡醒闻鸟声，联想到当年从政早朝时“骑马听朝鸡”，恍如隔世。这并非久静思动，却是绚烂归于平淡后常有的心理反应。
其比较的结果，马上的鸡声还是比此时枕上的鸟声动听。此意由下文再补足。“忽忆故人今总老”，反衬自己之已老。而此时贪爱闲话的午梦，已丢却卢生邯郸道上所作的“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黄粱幻梦（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全词以景起，以情结，而情与景之间，由茅屋午梦加以沟通，使上下片写景与抒情之间不觉截然有分界。
王安石晚年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反映出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世途感到厌倦，而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借自然景物以抒发自己的幽怀。
作者通过对梅花的色、香、形的描写，赞美梅花的骨中香彻与别有情致。
上阙写梅花如雪的颜色与透骨的清香。“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三句集中笔墨，用重复叠句而略更数字的方法极写梅花颜色的奇绝。突出了梅花颜色的与众不同。“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三句与前三句运用了相同的表现手法，写出了梅花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方面——香，告诉人们，梅花的清香不是从花蕊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花萼散发出来的，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突出描写了梅花的香彻透骨的特点。与“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联系起来看，上下两联似对非对，遣词灵动，看似无意，实则工于运笔。
下阙写以山桃作比衬，刻画梅花神韵和品格。“占溪风，留溪月，堪羞损、山桃如血”，运用对比的手法，以山桃花衬托梅花非凡的神韵。梅花非但独占了小溪的轻风和明月，还将那鲜艳无比的红红的山桃花羞怯惭愧得减损了几分颜色，可见梅花的气质和神韵的超凡脱俗。“直饶更、疏疏淡淡，终有一般情别”，写梅花的另一大特点，纵然枝叶花影稀疏，清香淡淡，最终还是别有一番媚俗之花所不能与之媲美的超凡情致，枝疏有疏落横斜篱落之韵，香淡有清香淡雅之美，这便是梅花高洁的品格。
在这首咏梅词中，词人写的是梅花的非凡的神韵和高洁的品格，实际也是自己所向往的人格的写照，词人在梅花的高洁的品格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和情操。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