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屏风”是室内挡风或作为障蔽的器具,为美观设计,上面一般都绘有图画或写有文字,所以它在使用中还有书画的艺术价值。这首诗看似咏“屏风”,实际上是咏“屏风”上怀素的草书。它“通过生动精辟的语言形式,极其深刻地描述了怀素草书的飞动气势和苍劲形象,以及它那无穷的生命力。是为唐人论书名篇之一”(洪丕谟《书论选读》)。
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原姓钱,幼年便出家做了和尚。生卒年月不可考,活动当在公元八世纪,即唐代中叶。他曾师事张旭、颜真卿等著名书法大师,勤奋好学,后遂以狂草知名,兴到笔运,如骤雨急旋,随手万变,而合乎法度,成为一代大师。他的草书名盛一时,到后来,他的书迹更为人所珍爱,虽片纸只字,亦价值连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和《千字文》等,皆系草书,有影印本传世。其中尤以狂草《自叙帖》为最出众有名。
怀素的草书到了韩所在的晚唐、五代,愈来愈为世所珍爱。韩偓不仅精于诗歌,对书法也有一定造诣。据宋代《宣和书谱》卷十载:“考其(指韩偓)字画,虽无誉于当世,然而行书亦复可喜。尝读其《题怀素草书诗》(按即《草书屏风》)云云,非潜心字学,其作语不能迨此。后人有得其《石本诗》以赠,谓字体遒丽,辞句清逸。”由于韩偓对书法有爱好和研究,因而他对怀素遗留在屏风上的草书墨迹表示了极大的爱好。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
一开始就以问句突起,好像十分激动地在问主人:“您从哪里得到的这个屏风啊?”惊喜万分之态,溢于言外。而且紧接着就立刻判断,这个分明是怀素的笔迹(“踪”是踪迹,这里指笔迹)。这充分说明他平日对书法极为留心,尤其是对怀素的草书风格十分熟悉,如故人相逢,一眼便认了出来。接下来,作者在惊喜中对屏风上的整幅墨迹作了审视。
“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
前一句从“尘色染”中,看出墨迹流传已久,古色古香,弥足珍贵;但由于长期辗转流传,字幅上侵蚀了尘色,有些斑驳,诗人在极端爱惜中也流露出一丝惋惜之意。后一句说虽然蒙上了很多尘色,但还是可以看见那浓黑的墨迹,从“墨色浓”三字中,仍满含着诗人的惊喜爱惜之情。这里一个“浓”字,生动地描述出怀素草书中那种笔酣墨饱、痛快淋漓的特点,已经把整幅字中体现的风格和意境初步传达给读者,十分形象准确。
前四句一句一转,“何处”、“分明”、虽多”、“犹见”,在转折中步步顿宕,峰回路转,引人入胜,作者的惊悦之情在诗行中不停地跃跃。但一气贯通,流转自如,其欢欣的情绪,犹如一条活泼的小溪,在曲折中畅流而下。这四句显得极为自然,完全是一片真情的流露,读来仿佛如见当时情形。到后四句,作者采用比喻的手法,对字幅中的点画作了具体描述,把这一高度抽象的艺术,十分具体、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具有怀素书法的特点,使人欣赏赞叹不已。
“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
这两句先是从点画来赞美怀素书法的刚劲有力。前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的点,好像怪石正在向秋涧多走。这一比喻形象奇特,但有由来。晋代卫夫人(笔阵图)说:点,要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这里在“石”前加一“怪”字,就表明它不同一般,体现出怀素草书的“狂”的特色。在“怪石”与“秋涧”间着一“多”字,充分表现了草书中“点”画在映带时那种迅疾有力的动势,十分形象生动。后一句是说怀素草书中竖和弧钩笔画,真像枯藤(即“寒藤”)挂在古松上,这个比喻从欧阳询来。欧阳询《八诀》说:竖,要如“万岁之枯藤”;弧钩,要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藤”、“松”已有劲健意味,再用“寒”、“古”来形容,就更具苍劲感。两句中虽只点出点、竖和弧钩这些个别笔画,但却在怀素草书中具有代表性,其他笔画概可想见,那种中锋运笔时饱满、刚劲、浑厚的效果,鲜明地凸现出来。而且,这些“怪石多秋涧,寒藤挂古松”的点画,构成了狂放、豪纵的整幅气度,无一字不飞动,无一字不活泼,体现了生动活泼的气韵。这是书法作品中很难达到的高妙境界。这屏风上生动的草书,激动着诗人的心,不禁萌发奇妙的想象。
“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如果把屏风搬到水边,每个字恐怕都要化成龙,游到水里去了。这一想象更为奇特,但也并非无来处。古人把写草书比为“笔走龙蛇”,如李白《草书歌行》:“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因为笔画的盘绕曲折,有如龙蛇迅速有力的游动。从这个比喻中,可见怀素草书是何等的笔势飞矫,生动活泼,显现了旺盛的活力。另外,古人常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来比喻“书圣”王羲之的字,此处隐然以怀素比王羲之,可见推许之高。“恐”字,不仅有估计的意思,也还恐怕它真化为龙,从水中飞走,而失去这珍贵难得的字幅的意思,有一种风趣的意味隐含其中,曲折委婉地表达了对怀素草书遗墨的万分珍爱之情,使前四句那种惊喜神情一直贯穿到结束,全诗洋溢着充沛的激情。诗人从屏风写起,然后写怀素草书,写怀素草书又先表现整体感觉,然后再以形象的笔墨作具体的描述,全诗层层深入,步步递进,最后又以神奇的想象结尾,留下回味不尽的余意,同篇首暗中照应,在章法上显得严谨、完整,表现出精心的安排。特别是形象的生动描写,激情的强烈抒发,使全篇荡漾着盎然诗意,语语动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此诗四章,每章四句,各章前两句均为起兴,且兴词紧扣下文事象:宴饮是在夜间举行的,而大宴必至夜深,夜深则户外露浓;宗庙外的环境,最外是萋萋的芳草,建筑物四围则遍植杞、棘等灌木,而近户则是扶疏的桐、梓一类乔木,树木上且挂满果实——此时一切都笼罩在夜露之中。
“白露”“寒露”为农历八、九月之节气,而从夜露甚浓又可知天气晴朗,或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户厅之外,弥漫着祥和的静谧之气;户厅之内,则杯觥交错,宾主尽欢,“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仪礼·燕礼》)内外动静映衬,是一幅绝妙的“清秋夜宴图”。
若就其深层意蕴而言,宗庙周围的丰草、杞棘和桐椅,也许依次暗示血缘的由疏及亲;然而更可能是隐喻宴饮者的品德风范:既然“载考”呼应“丰草”,“载”义为充盈,而“丰”指繁茂,那么“杞棘”之有刺而能结实不可能与君子的既坦荡光明(显)又诚悫忠信(允)无涉,更不用说桐椅之实的“离离”——既累累繁盛又历历分明——与君子们一个个醉不失态风度依然优美如仪(与《小雅·宾之初筵》的狂醉可对看)的关系了。只是至此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意象“湛湛”之“露”究属何意。
前人大多理解湛露既然临于草树,则无疑象征着王之恩泽。若就二、三章而言,这也不差,只是以之揣摩首章,却不像了。露之湛湛其义蕴犹情之殷殷,热情得酒之催发则情意更烈,正好比湛露得朝阳则交汇蒸腾。
此诗章法结构之美既如陈奂所言“首章不言露之所在,二章三章不言阳,末章并不言露,皆互见其义”,又如朱熹引曾氏曰:“前两章言厌厌夜饮,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后者需补充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第三章兼有过渡性质(一、二承上,三、四启下)。雅诗的章法结构比风诗更为讲究,于此亦见一斑。
音韵的谐美也是此诗一大特点:除了隔句式押韵外,前两章以一、三句句头的“湛湛”与“厌厌”呼应,去和二、四句句尾的脚韵共构成回环之美;至后两章则改为顶真式谐音,表现为“杞棘”的准双声与“显允”的准叠韵勾连,而“离离”的双叠也与“岂弟”的叠韵勾连(作为过渡,三章“湛湛”与“显允”的尾音也和谐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