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明代抗倭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战,功绩显赫。并且善诗文这首《马上作》是他骑在马上创作的是一首广为传诵的诗篇。诗中通过对一生戎马生涯的回顾火抒发了他赤心报国、不畏辛苦的战斗豪情。
一、二句“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草笑平生。”南北驱驰,驱驰,策马疾驰,作者曾先后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北方的蓟(读jì)州等地任职,保卫边疆,抗击倭寇,一故称“南北驱驰”,也就是南征北战的意思。报主情,报答君主(皇帝)的恩情。江花边草,江边的花,边境的草。平生,一生,终生。意思说,我南北征战,守疆卫边来报答皇上知遇和信任之恩;祖国南方江边的花和北方边境的草都含笑地看着我这样度过的一生。第一句,主要写自己的动机,皇上看重了自己,委自己以重任,自己就要很好地报答皇上的恩情。这看来是说忠于君主,实际忠君与爱国并不可分,根本上是爱国,因为给他的重任不是别的,正是领兵保卫边疆安全,抗击倭寇入侵。“南北驱驰”,还有急切奔走的意思,内含着对国家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第二句以拟人手法,写花草“笑”对自己一生,不仅表明“江花边草”是自己“南北驱驰”的见证,而且写出花草有情,赞许自己平生所尽的努力,具有幽默的自豪感。
三、四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横戈,横着拿戈。戈古代主要兵器横刃,长柄,这里泛指武器。这两句明白如话像是信口吟出的,却十分响亮有力。意思说:我一年到头都是手持武器,在马上度过的。作者戎马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喜爱这种生活,诗中没有流露一点劳累愁苦的情绪,相反,充满了自豪感感和乐观精神。“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一年,而是年年如此,其间风餐露宿,刀光剑影,该有多少艰辛和危险呀!但作者却说得那样轻松自然,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算不得什么,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概!横戈马上则活画出一位爱国英雄的凛然英武形象。在这样的英雄面前,任何敌人都休想进犯一步它。
这首诗气势豪壮,情调昂奋,是英雄的自白,又是英雄的颂歌。叙述平生,只用“南北驱驰”,便高度概括,然后以“江花边草”加以衬托,凝炼生动。描写形象,先展开开阔的时间空间,接着推出移动着的特写镜头,英雄鲜明高大,神采飞扬,可敬可爱。全诗字里行间,洋溢着难以遏制的自豪和战斗的激情给人强烈的感染。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本诗开头两句写夔门山水雄阔隽秀之美。“白帝城头春草生”写高处。白帝城在濒临长江的白帝山上。时值春天,城头百草茂盛。一个“生”字写出百草依视线次第出现,又写出百草滋生之广。草因城脱俗,城缘草而含生机。
“白盐山下蜀江清”写低处。蜀江即指白盐山脚下的一段长江:江水清澈倒映云天,又有耸入长空的白盐山作背景,山水互映,各尽其妙。
“南人上来歌一曲”写当地人以雄山碧水为背景放声高歌。此句虽未直接写歌的内容与歌的悦耳,但因一、二两句雄阔灵秀山水的烘托渲染,便自然地表现出歌声的优美。
“北人莫上动乡情”,笔锋一转,写路上的异乡人受那歌声的感染,触发起思乡之情。此句当为全诗主旨所在。此诗之妙,其一在动词传神,用白描手法勾勒出耐人品味的人物形象;其二在一景两用,烘托渲染人物形象;其三在意味的绵长婉转和境界的高远。
此词偏于实叙,用移步换形之笔,写登上南天门的观感。词原注云:“南天门尤陡峻,人多凿窑而居。”全词就在这“陡峻”二字上落墨。
形容山之高峻,前有李白的名句:“扪参历井仰胁息,以乎抚膺坐长叹。”(《蜀道难》)此词起句“引手摘星辰”,就其夸张笔法而言,显然脱胎于李诗。但李白重在写“畏途巉岩”之不可攀,渲染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此句情致则异,一“引”一“摘”两个动作,表现的是身临奇境的惊喜感,其中还颇有点欣然自得的意味呢!但既属夸张想象之笔,句意毕竟偏虚,故次句必以实写济之:“云气扑衣如湿。”用人行山中时的真切感受,来突出山的高峻。唐人有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境界差近,而此句写“云气扑衣”,便富动感,再加“如湿”二字,更有触感。以上两句虽写得语工意足,其实都不过是陪衬之笔。接着再作衬垫——“前望翠屏无路”,见得山路百折千回,盘曲异常;经这一句延岩、顿挫,突如其来地推出全篇景物中心——“忽天门中辟”。在那云气晻霭之上,忽见天门矗立眼前,犹如横亘天半,其奇峻何如?名曰“天门”,真不虚也!
下片观察景物的视点,由仰视转为俯瞰,由“天上”下观“人间”。于是,新异的情境出现了:寻常的鸡鸣狗吠声,竟从“下方”传上天来,循声望去,发现了“人住半山侧”的奇特景象。因山民凿窑而居,人行山上,窑洞的檐宇都在脚下,故曰“行踏千家檐宇”。“看炊烟斜出”一句,最为传神,依依墟里之烟,俱从窑洞中斜着飘出,这种平地罕见的生活情景,摄入词中,倒也别有一种情趣。
此词并不以赏心悦目的情景取胜,但写出身历其境的新奇感受,同样有动人的效果。这端有赖于作者选择最佳视角、捕捉特征性景物和准确传达自我心理感受的功力。
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
诗中四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辞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