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诗本愤世,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谦和温婉,用典贴切,如同己出。
“三十年来麋鹿踪”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苏轼贬黄州作《赤壁赋》云:“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种生活虽不富贵,但有淡泊自甘,闲适自在之乐。“若为老去人樊笼”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显然,待诏翰林的文征明,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觉得“老去人樊笼”,是办了一件错事,弄得前功尽弃。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一正用,一反用,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却为名爵所羁,落得秋风万里,两鬓萧瑟。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是全诗警策所在。“远志”名义颇寓豪情,而其实只是一种“小草”,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诗人用《世说新语》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写作“远志出山成小草”。就综合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这两种意思,意言一念之差,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
“神鱼失水困沙虫”,与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同义。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高尚没有用武之地。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多以诙谐调笑自遣。而诗人以白首待诏,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故末句云云。
读竟全篇,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他便很快的失望了。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诗中多用昔人故事,只因情与境会,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这是是一首咏物诗。前四句写花鸭身无泥渣,阶前徐行,羽毛独立,黑白分明。颔联展现了诗人发现花鸭致祸根源焦躁和急切的情状,进而在尾联直接呼劝花鸭:受人恩惠就不要“先鸣”,这也是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这首诗借物说事,笔调轻松而情感含蓄蕴藉。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诗人明白提醒读者,江头所见的“花鸭”,羽毛洁净,不染泥滓,而且步态从容不迫。屋檐下的阶除大约是众鸭得食之所,诗人把花鸭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是为了收到一种对比的效果。众鸭竞食,花鸭却独自缓步于阶前。举止显得与众不同,花鸭不与众鸭争食,也许表现了它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这肯定会引起众鸭注目,并招来不测之灾。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仍是写诗人所见。原来“花鸭”毛色不杂,只有“黑”“白”二色,但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两种对比色。它正象征着花鸭,甚至也是诗人那“黑白分明、的处世态度。可见“花鸭”正是以其特殊的“花”才引起诗人注意、得到诗人赞赏的。
这句诗中的“太”字也值得特别玩味,它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赞赏花鸭立身行事,态度特别分明、不容丝毫苟且;其一是饱含着诗人对花鸭处世过于分明会导致祸患的深深忧虑。体会到这一点,在读到后面诗人直接出场呼劝花鸭的诗句时,才不会感到突然。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前一句仍是叙写,但已侧面展现了诗人焦躁和急切的情状,后一句则是直接呼劝了。“不觉”二字,表现出花鸭十分超然的精神,对众鸭的惊猜、嫉妒浑然不觉,或者竟是满不在乎。这是花鸭受诗人赏爱的一个原因,也是花鸭致祸的根源。花鸭自然不明其中的道理,但诗人却已有过类似的教训。回想当初疏救房琯那惨痛的一幕,正是与花鸭此时处境很相似。诗人由己及鸭,不由为花鸭的处境忧心忡忡。诗人动了感情,撇开鸭与人的界限,便要直接呼劝花鸭了。实际上,“不觉”一句已暗含了诗人的劝诫,联系后一句“休牵众眼惊”的明劝,这一句所暗谕的花鸭要“警觉”“群心妒”之意就容易理解了。
“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是进一层劝说。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你花鸭既然沾受了主人的稻粱恩,就千万不要率先呜叫了,那样会触怒主人,失掉既得的稻粱恩的!但这两句诗还有更深的含义,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反思自己沾受肃宗之恩作左拾遗,最后终因疏救房琯而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
杜甫这里的“莫先鸣”,其精义就是要处于“鸣”与不“先鸣”之间,不能不鸣,也不能先鸣。杜甫丢掉谏官,缘于先鸣。以后流离陇蜀,依人为生,不鸣则无从致“稻粱”;当然更不能先鸣,一旦先鸣,既沾之“稻粱”又会失去。杜甫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通过提醒和劝诫花鸭而曲曲传出,读者自然能想象到杜甫当时处境之艰难。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