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