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此词是张先的代表作之一。宋范公《过庭录》说：“子野郎中《一丛花》词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一时盛传，永叔尤爱之，恨未识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谒永叔，阍者以通，永叔倒屣迎之，曰：‘此乃“桃杏嫁东风”郎中。’”永叔是文坛巨擘欧阳修的字，张先的词能让欧阳修极口称赞，足见其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词的起首一句，是经历了长久的离别、体验过多次伤高怀远之苦以后，盘郁萦绕胸中的感情的倾泻。它略去了前此的许多情事，也概括了前此的许多情事。起得突兀有力，感慨深沉。第二句是对“几时穷”的一种回答，合起来的意思是伤高怀远之情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真挚的爱情更为浓烈的缘故。这是对“情”的一种带哲理性的思索与概括。这是挟带着强烈深切感情的议论。以上两句，点明了词旨为伤高怀远，又显示了这种感情的深度与强度。
接下来三句，写伤离的女主人公对随风飘拂的柳丝飞絮的特殊感受。“离愁”，承上“伤高怀远”。本来是乱拂的千万条柳丝引动了胸中的离思，使自己的心绪纷乱不宁，这里却反过来说自己的离愁引动得柳丝纷乱。这一句貌似无理的话，却更深切地表现了愁之“浓”，浓到使外物随着它的节奏活动，成为主观感情的象征。这里用的是移情手法。而那蒙蒙飞絮，也仿佛成了女主人公烦乱、郁闷心情的一种外化。“千丝”谐“千思”。
上片末三句写别后登高忆旧。想当时郎骑着嘶鸣着的马儿逐渐远去，消逝尘土飞扬之中，此日登高远望，茫茫天涯，又要到哪里去辩认郎的踪影呢？“何处认”与上“伤高怀远”相呼应。
过片上承伤高怀远之意，续写登楼所见。“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说不远处有座宽广的池塘，池水溶溶，鸳鸯成双成对地池中戏水，小船来往于池塘南北两岸。这两句看似闲笔，但“双鸳”二字既点出对往昔欢聚时爱情生活的联想又见出此时触景伤怀、自怜孤寂之情。说“南北小桡通”，则往日莲塘相约、彼此往来的情事也约略可想。
下片三、四、五句写时间已经逐渐推移到黄昏，女主人公的目光也由远而近，收归到自己所住的楼阁。只见梯子横斜着，整个楼阁被黄昏的暮色所笼罩，一弯斜月低照着帘子和窗棂。这虽是景语，却隐隐传出一种孤寂感。“又还是”三字，暗示这斜月照映画阁帘栊的景象犹是往日与情人相约黄昏后时的美好景象，此时景象依旧，而自从与对方离别后，孑然孤处，已经无数次领略过斜月空照楼阁的凄清况味了。这三个字，有追怀，有伤感，使女主人公由伤高怀远转入对自身命运的沉思默想。
结拍三句化用李贺《南园》诗中“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媒”之句，说怀着深深的怨恨，细细地想想自己的身世，甚至还不如嫣香飘零的桃花杏花，她们自己青春快要凋谢的时候还懂得嫁给东风，有所归宿，自己却只能形影相吊中消尽青春。说“桃杏犹解”，言外之意是怨嗟自己未能抓住“嫁东风”的时机，以致无所归宿。而从深一层看，这是由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而造成的，从中显出“沉恨细思”四个字的分量。这几句重笔收束，与一开头的重笔抒慨铢两相称。
词中“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句，使作者获得了“桃杏嫁东风”的雅号。张先的许多艳词都是感情浅薄的，而此词却情真意切，无论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都值得永远为人称道。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