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寓言小品,通过描写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的特性,讽刺“今世之嗜取者”聚敛资财、贪得无厌、至死不悟的丑恶面目和心态,它的寓意为要懂得知足常乐,不要太贪心,嘲讽了追求名位、贪婪成性的丑行。
文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这两部分分别扣住蝜蝂和腐败官吏各自特点展开议论,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虽然篇幅短小,却像是一面明镜映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作者善于观察生活,写小虫持物负重的本性如可目睹;更善于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写贪官污吏的贪婪成性入木三分。
此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塑造了蝜蝂这一艺术形象。柳宗元的文章善于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创造了比较完整的、个性化的寓言形象,既集中动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鲜明生动,又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的嘴脸,寓意深刻。这篇《蝜蝂传》就是集中了许多善执物、好上高的小虫的特点,塑造了一个贪婪,愚顽的蝜蝂小虫形象。蝜蝂是一种由作者幻形出来的小动物。此名虽出现在《尔雅·虫部》中,而郭璞却无法对它注释只注上“未详”二字。可见,蝜蝂不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小虫。柳宗元创造这一形象的目的,是讽刺吏道的黑暗和腐败。作者对这种小虫的特征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其身上具有了贪官典型的特征:一是好物:“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有贪得无厌的特点。二是好高:“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有攫取权力的特点。其所讽对象非常明确,作者在后面的议论部分更明确了讽刺的指向。因此章士钊在《柳文指要》 中直接指出,文中蝜蝂所讽刺的是柳宗元熟悉的唐朝宰相王涯,此人无比贪婪,其结局与蝜蝂一样,死于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其实蝜蝂形象的刻画主要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场中的社会现象。
此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通过描写蝜蝂贪得无厌,最终因此丧身于这一性格,形象地写出贪官污吏的贪婪愚蠢以及最后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于官场腐败的厌恶以及批判。联系作者的政治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同时应包含着作者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取得的教训。
这篇文章,行文简约精妙,说理师法自然,结构细密,逻辑严谨,类比恰切,过渡自然,语言犀利,叙事生动,议论精警,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更妙的地方是,连作者自己都可能始料未及,此文给后世的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不尽的想象空间,千载以后,仍能警戒世人。
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