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昨夜读《三国志》不禁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权谋机巧,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细一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象刘伶,喝他个酩酊大醉。
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活到百岁。少年时癫狂无知,老了又瘦弱焦悴。只有中间那,一段年轻,怎忍心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贵百万,试问谁能躲过老冉冉将至。
注释
痴騃:不慧;愚蠢。
尪悴:瘦弱憔悴。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该诗写思妇怀念丈夫的怨情,虽然寄寓了作者对唐中宗的思念,但不是实写自己,而是摹想之作。思妇住在江南洞庭湖边,丈夫远在蓟北。这样安排构思巧妙。首句既点明时令和地点,又化用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中间两联对仗极工,末联点题。钟惺评此诗曰“高浑”,实为唐诗佳作。
首联点明了地点、时间和主题,即深秋时节对夫君的怀念。头一句“叶下洞庭初”化用屈原《九歌·湘夫人》“炳娟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蓣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句意,点明时节,又借屈原诗中盼湘女水神来的吉日之意,暗含盼夫早归的宿愿。第二句“万里余”,言丈夫离去之远,愈远则念愈深,一个“思”字统领全篇。
颔联实写思妇之怨,以“被冷”、 “屏虚”写出“怨”的高潮。用“香被冷”和“锦屏虚”来反映生活的富丽和心情的空虚与苦闷,“露浓”天寒又无人共衾则“香被冷”; “月落”夜深,锦屏中仍空虚无人,闺房孤寂,自然由“思”而生怨。
颈联则进一步虚写所“思”,加深了那个“怨”字。《江南曲》本不是此诗必不可少之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由此足见她对法之灵妙。其思情之深、其怨绪之烈,力透纸背。
尾联束收全篇。“无别意”表达除了相思以外,也表达了她对丈夫的关心。“久离居”表达了作者的惆怅心情。其“怨”其“思”,昭然若揭。
该诗通过描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场景,将“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带有一定的政治色色彩。全诗深沉开阔,自然真挚,清丽含蓄,对仗工整,富有情味。
这首诗克服了初唐诗歌情感贫乏的弊端,初唐宫廷诗在将近百年的情感沉寂,开始了绵长、深情而又精彩的情感表达。从这一角度讲,堪为“宫廷诗的自赎”。
此词从明抄本《诗渊》录出,原词注明作者“宋李易安”,是近年发现的,孔繁礼《全宋词补辑》收之。
这是一篇寿词,虽然也极尽褒誉,但却流露了忧国忧民之志,蕴含着一股壮气豪情。
上片交代时间地点、场面气氛,词清句丽,风格典雅。“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是指:正当薄露刚开始洒落,夜晚与白昼长短完全相同的这个不同一般的时候;处身环水而起、高耸入云的楼阁亭榭之内,宛如来到了传说中的蓬莱、瀛州海上仙岛。“长宵共永昼分停”句中的“分停”,即“停分”,中分之意;一年之中只有春分、秋分这两天是昼夜所占时间相等,古人称这两天为“日夜分”。这里并未指明是春分还是秋分,从“薄露初零”看,似是仲秋之月的“秋分”,固为秋天到来,暑气渐退,昼热夜冷,容易有露水;然而再从下文馈礼中有兰花来看,或许是仲春之月的“春分”;当然如果“芝兰为寿”中的“芝兰”仅作为一种象征高雅来说,只能认为是虚写,而“薄露初零”却是实况描述,所以很可能是秋分时候。
“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写的是友人在做寿,词人及众嘉宾来贺:大家献上了淡雅清香的兰花和益寿延年的灵芝,拜寿的人们簇拥着寿星老人一时间充塞了往日幽静的庭院,其中也不乏尚称风雅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鲜明的服色、佩饰与名士清儒的布衣潇洒相辉映。寿筵开始了,气氛自是十分炽烈,但词作者却避开这些必然现象,笔下一滑,转向了筵席间穿梭般飞去飘来为客人倾酒捧觞的侍女们,“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之句,是作者从活动的大场面中捕捉的一个迷人的动作:她们像花一般柔媚,像玉一样晶莹,双手捧觞穿行席间向客人劝酒,翩翩风姿令人开怀一醉,表达了主人待客之真诚。上片寥寥数语,便将良辰、美景、主贤、宾嘉之乐都烘托纸上了。
下片是对寿者的祝愿之词,尾句显示出作者爱国爱民的心愿,写得委婉、曲折、含蓄、脱俗。“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先以两个比喻句起兴,再引出直面的颂扬:愿您体魄健壮如鹤之清癯矍铄,如松之耐寒长青,愿您精神光照万物与朗朗秋月竞比光明;您的品德学问历来是独领风骚、名噪京城。至此便将一位德高望重、受人景仰的典范人物的形象勾画了出来,下面“东山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仍是溢美之辞,仍是使用比喻手法,但却因借用现成典故,便将内容表达更进一步、更深一层。“东山高蹈”,用的是晋代文学家、政治家谢安的故事。谢安,字安石,才学盖世,隐居东山,后应诏出仕,官至司徒。后人因以“东山”喻隐居之士;高蹈,在此也指隐居生活。该句是说:谢安隐居东山,却蜚声朝野,光耀无比,虽为王侯卿相,哪一个比得上他!以谢安隐居东山称比筵上的寿诞主人,可谓臻于至极了。尾句十分精彩,继续以谢安相比,赞誉、推崇之中加进了激励,且注入了以生民为重、迅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急切心情,真是一句千钧:“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安石在东山隐居不肯应诏出仕之时,时人发出了“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叹惋,词人就该语加以引发以激励眼前这位名士:您一定要像谢安一样快快挺身出仕,揭露奸佞误国,挽救在战乱中受尽蹂躏折磨的黎民。易安居士发自内心的呼喊,使这首以祝寿为内容的词作在主题思想上得到了升华。
这首诗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
此诗侧重于写景,用以表现馆阁宁静,国家安定和平的盛世气象,所以前六句都是景色的描绘。首联写馆阁春日辉照,帘幌轻明,静谧恬淡的气氛。颔联推而广之,由馆内而院中而天下,均是一派春光明媚,天下太平繁荣景象。颈联转为工笔描绘,用黄莺啼啭,燕子双飞,既写安宁美好景色,又扣紧“春”日。末以抒发感受作结,自责自愧,切合馆中大臣身份,又将诗意归总于“禁林春直”,同时也透露出作者以前朝元老人宋做官的谨小慎微小态。全诗起承转合,顺序井然,诗风清丽温婉,颇有馆阁气象。虽不无粉饰之辞,但也可反映宋初气象。
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