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昨夜读《三国志》不禁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权谋机巧，只落得三分天下，仔细一想，与其这样，还不如象刘伶，喝他个酩酊大醉。
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能活到百岁。少年时癫狂无知，老了又瘦弱焦悴。只有中间那，一段年轻，怎忍心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就算是官位一品，富贵百万，试问谁能躲过老冉冉将至。
注释
痴騃：不慧；愚蠢。
尪悴：瘦弱憔悴。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
首联两句，直写诗人隐居之乐。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弄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处“竹树绕吾庐”句，即用其意。虽然从字面上看，只是描述诗人居所的环境，但却透出一种自得欣愉之情。“清深趣有余”为全诗主旨所在。“清深”二字，既指竹树围绕居所那种清幽深静的环境，也指隐居生活之趣的性质。可以联想到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首联两句，实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颔联、颈联便具体写清深之趣。“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两句为物趣：白鹤久久地立于水中，一动不动，似乎也在享受着一份悠闲；蜜蜂则驻足花上，并不穿梭往来，仿佛是有意疏懒。两句虽是写物，却带有诗人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谓鹤闲蜂懒，其实都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正因为诗人的隐居生活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所以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便都带有悠然自得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色彩的渗入又未改变景物的客观形态，即是说，在诗人笔下，景物描写仍是白描，而不同于变形、夸张。对于形成平淡自然、清幽静远的诗风，此种手法有着直接的作用。“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转写人事之趣。诗人酒醒之后，仍觉酒意未去，头脑昏沉，恹恹如病，欲读书而不能。于是荷锄下田，做一些农活，而春日的树荫恰好挡住了太阳，别有一番情趣。本来，酒病而妨开卷，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是人林逋既以隐居自乐，则读书并非每日必修的功课，更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对于他，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兴之所致的娱情悦志的方式，恰如陶渊明之“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所以，酒病碍于开卷，却不妨荷锄而作，同样可以得隐居闲适之趣。尤其当春日树荫仿佛有意移向诗人劳作的地方时，这种闲适之趣、田园之乐就更为明显，真正是“清深趣有余”。
尾联“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则是借写诗人喜爱古代描绘渔樵生活的图画来说明此种清深之趣与古人相同。古代的高士图、隐居图，多撷取这些高人隐士渔樵生活的场面，以表现他们远离世俗，恬淡自适。诗人说他喜爱这类图画，其实是想说他目前的隐居生活恰与古代的高人隐士相同，一样可以写入画中。诗人不便直说他的行迹心境可以媲美古人，那样会有自诩之嫌，而如此表述，则意在言外，既表明了诗人对古人的思幕，又道出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同时还使诗歌在结构上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此诗受陶渊明的影响较深，或是一首拟陶之作。若论质而自然，此诗有所不及，但诗境、旨趣，颇为相近。
全诗以向人夸赞的口吻，新颖的笔姿，轻松的情调，清淡的语句，写隐逸高趣，和谐而又完美。有一种“咏之令人忘百事”（梅尧臣语）的艺术魅力。
“玉楼春”是词调名，据《词谱》载：“因顾穂词中有‘月照玉楼春漏促’，又有‘柳映玉楼春日晚’；五代欧阳炯词中有‘日照玉楼花似锦，楼上醉和春色寝’；又有‘春早玉楼烟雨夜’句，遂取为调名。”又名《木兰花》、《玉楼春令》、《西湖曲》、《归朝欢令》等。双调五十六字。
“华堂帘幕飘香雾，一搦楚腰轻束素。翩跹舞态燕还惊，绰约妆容花尽妒。”《韩非子》载：“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上片重点刻画伊人的美妙绝伦，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她形容得简直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了。这里的“燕”，既指燕子，又暗指汉代的赵飞燕。汉宫美人赵飞燕纤腰一把，舞姿绝妙，传说她身轻如燕，能立于掌中。
“绰约妆容花尽妒”化用《长恨歌》中对杨玉环的描写：“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在词人的眼里，这位佳人仿佛就是赵飞燕，又依稀好像杨玉环，兼具二人之美，于是情不自禁而生爱慕之意。
“樽前漫咏《高唐赋》，巫峡云深留不住”这两句化用“巫山云雨”的典故，委婉地表达其未能拥有美人的惆怅。
“重来花畔倚栏杆，愁满栏杆无倚处。”此二句进一步刻画主人公的相思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