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开始就气度不凡。首联以北斗星高挂宫城边,巍峨的终南山都倚立在蓬莱三殿之前来映衬皇宫的宏伟高峻。这是借北斗、南山来歌颂长安城的壮观。“北斗挂城”还有一层隐意。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高祖修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隋唐长安城虽然对秦汉都城的设计作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使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相依,由北向南同用一道北城垣这一点并没有变。这样就突出了皇帝所居之处,宫城象征北极星周围的紫薇垣,皇城则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而郭城则象征着周天之内。这种以群星环拱北极星的设计思想,是皇权和专制思想在建筑学上的形象反映。所以,作者说“北斗挂城边”不仅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而且也是对长安城形制的一个象征性说明。
中间两联接着说,皇宫高耸,穿破云层,整个终南山中都缭绕着祥云瑞烟。颔联正面写终南山的宫观殿宇高入云表的壮观。颈联以终南山瑞云缭绕,和朝廷的兴旺之气相标,进一步以终南山景物来加以歌颂。
尾联直接颂扬皇帝寿比南山,治国有如尧舜。有了前面的描写,最后的称颂赞美就水到渠成。这一联连用两个典故,但从文意上看都很贴切,没有生硬拉扯的感觉。
诗人以北斗、南山、金阙、玉堂写宫殿的高峻雄伟、金玉满堂,以终南山的瑞气、祥云,如在仙境,形容皇宫有如天上宫阙,最后祝圣上寿比南山,愿永受圣王统治。诗人的这种赞颂,在战乱频仍、祸患不绝、人命危浅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很善良的愿望。而作者所生活的唐代前期,国力强大,声威远播,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理想。但是,这种颂歌自古迄今几被所有的文人唱过,已成为陈套陋习,近于套话、门面话,凝定为一个迄今仍被沿用的歌颂模式,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杜审言写出这样虽富丽堂皇而无真挚个性的作品,实是功力和才情的一种浪费。
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
此诗犹如一首悲愤的乐曲。全诗八章,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将日食、月食、强烈地震同朝廷用人不善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深沉的悲痛与忧虑。诗人不理解日食、月食、地震发生的原因,认为它们是上天对人类的警告,所以开篇先说十月初一这天发生了日食。“日者,君象也”,夏末老百姓即以日喻君。日而无光,在古人是以为预示着有关君国的大灾殃。诗人将此事放在篇首叙出,使人震惊。第二章将国家政治颓败、所用非人同日食联系起来议论,第三章又连带叙出前不久发生的强烈地震。诗人关于这些极度反常的自然现象的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无比担忧和恐惧。诗中写的地震有史实记载,《国语·周语》:“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三川竭,岐山崩。”诗中“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具有特征性的大特写使两千多年后的人读起来,仍然感到惊心动魄。诗人的如椽巨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历史上少有的巨大的灾变图。
第二部分(中三章),回顾与揭露当亦执政者的无数罪行。诗的第一部分节奏强烈,写出了诗人所见到的上天震怒的状况,在震惊与恐惧中又缠绕着诗人无限的忧伤。他不明白当亦执政者为何不行善政制止天灾,这就很自然地过渡到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开列了皇父诸党的清单,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从里到外把持朝政,欺上瞒下。皇父卿士,不想怎样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强抓丁役,搜括民财,扰民害民,并且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合乎礼法的。他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毫无悔罪之心,也没有一点责任感,自己远远迁于向邑,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甚至不给周王留下一个有用的老臣。用这样的人当权,国家没有不亡之理。然而,是谁重用了这些人呢?诗人用“艳妻煽方处”一句含蓄地指出了居于幕后的周幽王。
第三部分(后二章),写诗人在天灾人祸面前的立身态度。他虽然清醒地看到了周朝的严重危机,但他不逃身远害,仍然兢兢业业、尽职尽公。在忠直与邪恶两类臣子中,诗人是属于忠直的一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诗人又是属于失败的一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诗中,诗人哀叹个人的不幸,哀叹政治的腐败、黑暗与不公,实际上也就是在哀叹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说,这一部分同前两部分是有联系的。诗人从三个角度有力地表现了忧国这个主题。
此诗的语言基本上是直言抒写,喷涌而出,但有的地方也采用反语和冷峻的讽刺,如“艳妻煽方处”、“皇父孔圣”。有的语言表现力很强,如说皇父等人强霸百姓田产时,用“予不戕,礼则然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强词夺理、蛮横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