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首联即切题“过岭”。“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是描写过大庾岭的情景。诗人离开京城长安，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大庾岭上，顿感天长地阔，宇宙之闳浑无穷。然而这脚下的山岭却是个分界线，过了岭就是“蛮荒”之地风土人情大不一样了。此时诗人不免产生“去国离家”将为“异域之人”的感叹，觉得自己如同那天空飘浮不定的云朵，不知去往哪里。“见云白”，是诗人对岭南的第一个印象和感受。我国古代诗歌中“白云”和“游子”有某种联系，如“浮云游子意”等。诗人利用这传统的表现手法，以自然澹远之景表现游子浓郁的深情。
颔联写景，以对比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抒发思国怀乡的感情。诗人回忆自己家乡美丽的风光，想象崇山可怕的湿热蒸郁之气，两相对比，倍觉凄苦。
颔联承“去国离家”，上句抒写对京洛风光的眷恋，下句言置身大庾岭头时百感交集的情怀。“洛浦”，即洛水之滨，这里指唐东都洛阳。风光，即风物。武则天执政时期，诗人经常侍奉武后及其臣僚们于洛阳。作为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的风物之盛，自然是诗人亲历目睹过的。如今，诗人站在大庾岭上，行将踏上瘴气弥漫的南国之地，不免产生生死难卜，今非昔比的感慨和怅惘。
颈联转为怀友，“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上句中的人指杜审言，意思是说：南海风高浪急，你可平安地渡过去了吗？是否已到达了峰州呢！下句“北望”似说自己，又似与朋友谈心；看那鸿雁到了衡阳就不用再向南飞了，待春暖花开就可返回故里。言外之意是：我们还不如雁，只能继续行役向南，归期无望。“几群”含意丰富，耐人寻味：那鸿雁且能“大小相从”，有群伴儿。而你我则分飞天涯，孤苦伶仃，要是我俩能像雁儿一样作伴就好了。这句诗抒发不堪回首的孤寂之情，进一步表达对杜审言的深刻思念。
尾联回应首联，婉转地表达了盼赦的愿望。“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是写京都长安与岭南流放地之间虽然山重水复相距万里，但隔山隔水，隔不住思念君王的心。诗人所日夜盼望的是再拜见贤明君王的那一天。这联诗的遣词炼意很精妙，既表达了思念君王之赤诚，又没有谄媚阿谀之意味。将此联与前几联合读，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沈佺期的七律，素来被认为高华典重，但此诗却不同于那些应制之作。它体现出了“朴厚自是初唐风气”。（《载酒园诗话又编》）《围炉诗话》亦评说道：“诗乃心声，心由境起，境不一则心亦不一，言心之词，岂能尽出于高华典重哉！”诗人从北方的宫廷走向南荒的流放生活，心与境都起了重大的变化，因此写出了这真挚动人气韵流畅的诗篇。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