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是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古都,隋唐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无复六朝的金粉繁华。金陵的盛衰沧桑,成为许多后代诗人寄慨言志的话题。一般咏怀金陵的诗,多指一景一事而言,许浑这首七律则“浑写大意”,“涵概一切”(俞陛云《诗境浅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
诗以追述隋兵灭陈的史事发端,写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在陈后主所制乐曲《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覆灭。公元五八九年,隋军攻陷金陵,《玉树后庭花》曲犹未尽,金陵却已末日来临,隋朝大军直逼景阳宫外,城防形同虚设,陈后主束手就擒,陈朝灭亡。这是金陵由盛转衰的开始,全诗以此发端,可谓善抓关键。
颔联描写金陵的衰败景象。“松楸”,坟墓上的树木。诗人登高而望,远近高低尽是松楸荒冢,残宫禾黍。南朝的繁荣盛况,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前两联在内容安排上采用了逆挽的手法:首先追述对前朝历史的遥想,然后补写引起这种遥想的眼前景物。这就突出了陈朝灭亡这一金陵盛衰的转捩点及其蕴含的历史教训。
颈联用比兴手法概括世间的风云变幻。这里,“拂”字、“吹”字写得传神,“亦”字、“还”字写得含蓄。“拂云”描写石燕掠雨穿云的形象,“吹浪”表现江豚兴风鼓浪的气势。“晴亦雨”意味着“阴固雨”,“夜还风”显见得“日已风”。“江豚”和“石燕”,象征历史上叱咤风雨的人物,如尾联所说的英雄。这两句通过江上风云晴雨的变化,表现人类社会的干戈起伏和历代王朝的兴亡交替。
尾联照应开头,抒发了诗人对于繁华易逝的感慨。英雄,指曾占据金陵的历代帝王。金陵和洛阳都有群山环绕,地形相似,所以李白《金陵三首》有“山似洛阳多”的诗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就是说今日的金陵除去山川地势与六朝时依然相似,其余的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江山不改,世事多变,令人感慨万千。
这首怀古七律,在选取形象、锤炼字句方面很见功力。例如中间两联,都以自然景象反映社会的变化,手法和景物却大不相同:颔联采取赋的写法进行直观的描述,颈联借助比兴取得暗示的效果;松楸、禾黍都是现实中司空见惯的植物,石燕和江豚则是传说里面神奇怪诞的动物。这样,既写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形象,又烘托了一种神秘莫测的浪漫主义气氛。至于炼字,以首联为例:“残”和“空”,从文化生活和军事设施两方面反映陈朝的腐败,一文一武,点染出陈亡之前金陵城一片没落不堪的景象:“合”字又以泰山压顶之势,表现隋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威力:“王气终”则与尾联的“豪华尽”前后相应,抒写金陵繁华一去不返、人间权势终归于尽的慨叹,读来令人不禁怅然。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