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