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历叙与王判官聚散行迹,并因世乱而归隐庐山屏风叠。其所以退也,非所谓“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乃报国无门也。
开篇“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二句,飘然而来,写的是公元726(开元十四年),诗人离开蜀中,自湖北顺江而下,在金陵、扬州一带漫游的往事。屈指算来,流光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自己仍然功业无成,一个“昔”,一个“蹉跎”,包含了无限的感慨。
“俱飘”二句,牵入王判官。自己与王判官分手,就像落叶随风飘散,又像洞庭湖的诸多支派各自流向天之一方。
这一别就是多年。青年惜别,至中年仍未能相见。自己虽曾于公元742(天宝元年),得道士吴筠举荐,应诏赴京,但至公元744(天宝二载),便为谗言所中,而赐金还山。自己于是再次放浪江湖,漫游吴越。这里用了一个“蹭蹬”,蹭蹬者,失道也,反映出诗人政治上失意之后的悲愤心情。
当诗人政治上失意之时,只有美好的大自然能给诗人以心灵的慰藉。那天台山上翠绿的藤萝,剡溪水面清朗的风月,海上变幻的云山,水中清彻的倒影,无不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然而置身于山水风月之间。有一件事诗人始终未能忘却,那就是“思君”,时时思念自己的朋友王判官。
李白极重朋友交谊,尤致慨于知音之难得。诗人是很自负的,认为自己的才气,足可以倾倒生于荆州的屈原、宋玉,在梁孝王门下为客的邹阳、枚乘。但世人多笑我浮夸放诞,我的知音究竟在哪里呢?言外之意,只有您王判官是我的知音,可惜这样的知音是太少了。
“大盗’’以下急转,由对往事的追忆转入当前的现实。“大盗”者,窃国之盗也,指安禄山。“割鸿沟”言其侵占地方之广,“扫秋叶”言其为害之烈。而被扫一方以“秋叶”喻之,也隐约可以见出诗人对唐军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的不满。
“济代”即济世,唐人避李世民(唐太宗)讳而改。“吾非济代人”是作者的愤激之言,“且隐屏风叠”是作者此时不得不作出的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越是这样的时刻,诗人就越是企盼知音,思念自己的知心朋友,然而尽管夜中长望,仍然是思君不见,这更使诗人感到无限的孤独和怅惘。但无论如何,诗人决心拂衣而去,立即踏上隐居的道路,永远与自由飞翔的海鸥为友。这一愿望诗人曾经多次表述过,但诗人的初心是“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而这次的表述却是面临着国难当头、自己却不能有所作为的痛苦现实,这对诗人的政治理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本诗的情调便于豪放和旷达之中又带有激愤和伤感。
这是一首悼亡词。上阕首三句,词人引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的典故,写自己在梦中与亡妻相会时忽然醒来,似真似幻,有种恍惚的错觉。接着,“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怅,空掩蝉纱”四句,词人回看房中妻子lEt日之物,睹物思人,感慨物是人非,不觉黯然神伤。 “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三句,词人发出深切的悲叹,但爱妻既已死别,纵使词人悲恸欲绝,高呼“归来也”,也无法唤回爱妻芳魂,星前月底,梨花树下,只有词人独自伫立惘然。
下阕首三句,词人抒写了在爱妻逝去后,自己奉父母之命续娶官氏的感受。纳兰心念亡妻,虽续弦,却与官氏不甚和睦,所以更加追思已逝的爱妻。 “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四句,词情凄绝,如泣如诉,仿佛词人将满心悲戚之感和盘托出。再想起当年爱妻念书读错了字,被自己指出后就赌气泼茶,以及晚上亲手修剪灯芯的情状,那份亲昵、爱恋再也掩藏不住。但纵使情深似海,如今爱人逝去已成定局,词人无力回天,往事也已成空,即使帐中有一佳人,但此佳人也并不似亡妻,词人也就再无可以爱恋的人了。
全词情味极佳,词人将自己绵密、深沉、复杂的情感付诸于笔端,丝丝入扣,婉转低回,真挚感人,读来荡气回肠。
诗人在这首诗中感叹时光如梭,看着春雨里埙落的片片花瓣,心中感悟生命的可贵。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此诗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此诗向友人申述对革命错过良机的愤懑和忧患情绪,情景交融,寓意深刻,形象鲜明,用语得体。
前两句借写“辜负韶光”以喻错过革命良机。在作者看来,仲春二月是百花盛开的时节,人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节去赏花,但是自己的朋友却没有这样做,以至错过时机。到了如今好花零落,霾雨霏霏,要赏花已经来不及。眼前的革命也是这样,良机错过,要发动就困难了。
后两句以“春梦”来抒发自已的忧虑情绪。本来作者是做着“春梦”的,满以为趁着百花盛开,群情激昂的机会去进行革命,谁知现在“醒”来,却发现百花凋残,群情低落,雨绵绵,黑暗势力在镇压了。楼前的柳树虽然未败,但在霾雨中也显得朦朦胧胧了。革命的力量遭到黑暗势力的摧残而不断削弱,使作者悲痛欲绝。
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