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人古扬州。”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人是扬州”。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
这篇游记描写了天台石梁、雁荡大龙湫、青田石门洞三处瀑布的景观,分别从视觉、听觉、感觉等多方面刻画三处瀑布的特点,穷形尽态,意蕴丰富。因是三景合于一篇,所以文章自然重比较,譬如将石梁与大龙湫作比较,则各自特色越发鲜明、越发突出,从而愈见大自然创造力的无穷无尽,愈见自然景物的丰富多采。文章写景重写形,亦重写神。写形处文词优美,刻画精细,写神处文词简约,内涵丰富。袁枚提倡文章简洁而有文采,这篇游记正是其创作观的体现。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之异,卒无复笔。”作者开门见山,托出写作意图。这两句写得突兀而有气势,作者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赞叹自然力的伟大,而是领略了“三瀑”各有千秋的奇异风光后所发出的赞叹语,统率全文,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二段的前三句是对开头两句的照应和落实,同时点出作者构思的匠心:作者是把握了“三瀑三异,卒无复笔”的特点,并有意识地加以比较描写,借以赞叹“造物之才”。自“壬寅岁,余游天台”至“遂两宿焉”一段文字,是写天台石梁瀑布。这里作者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手法,对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作了有声有色的渲染描绘。“如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展现出天台山瀑布的雄壮豪迈。“以崩落千尺之势,为群磥砢所挡㧙,自然拗怒郁勃”一句形象地表现了石梁瀑布“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壮观气势。又描写水流冲击山石的“喧声雷震”,以刻画石梁瀑布的煊赫声势,而“人相对不闻言语”又从侧面烘托瀑布的巨大声威。接着写作者的主观感受。“余坐石梁,恍若身骑瀑布上”,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作者驾驭瀑布的豪迈之情;走到山脚仰视,“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将与水俱去矣”,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第三段都是写雁荡山大龙湫瀑布。大龙湫瀑布没有石梁瀑布惊心骇胆的场面,却有着婀娜多姿、变幻万千的媚态。作者对它的描绘,就不像描绘石梁瀑布那样多用夸张和喧染的写法。他先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如用“一匹练”比喻远看瀑布水的全貌,尽显其柔美、恬静。近观瀑布时,作者重点描写二十丈以下的景观。用“烟”“雾”“轻绡”“杨白花”这些状貌近似的事物比喻二十丈以上飞洒而下的瀑布水,侧面展现了大龙湫瀑布轻柔绚丽的独特风韵。“为烟,为雾”,描绘水气缓缓扩散的情状;“为轻绡”,突出其朦胧柔和的感觉;“为玉尘,为珠屑”,状其飞沫似水珠般滑腻晶莹的色泽;“为琉璃丝”,表现水珠的激射状;“为杨白花”,既状其色,又体现其质地轻柔。这一连串的比喻,不仅形态毕肖,且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接着又说“既坠矣,又似上升;既疏矣,又似密织”,用“坠”“升”“疏”“密”四个看似矛盾的词语概括了上下两段瀑布在形态上的区别与相似之处。作者以工笔的语言,如“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跌丽,”,把瀑布从高空下挂时呈现出来的虚无缥缈的景状和在日光照射下的鲜艳色彩,刻绘得惟妙惟肖。接着把石梁瀑布和龙湫瀑布作比较,“大抵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从两处瀑布的气韵、声响、水流、气势等方面加以比较,突出大龙湫瀑布恬雅、静美的特点,产生回味无穷的效果。此句同时引出了后文作者的感慨,从而上升到哲理思考之境。
第四段则是写青田石门洞瀑布。文章对石门洞瀑布的记叙一开始就进入了对比。“疑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意谓不会有不同于石梁、龙湫的瀑布了,这里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从而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生动地描写出其形态之奇;“受瀑处池宽亩余”,表现瀑布面积之广;“疑蚊龙欲起”紧承前文,极写池中水势汹涌翻腾之状。在对石门洞瀑布的具体摹写中,虽然只是大笔勾勒,但在同石梁、龙湫的对比下,仍然描绘出了一幅明晰而深刻的图景。作者在欣赏过石门洞瀑布之后,又否定了原先“造物虽巧,不能再作狡狯矣”的想法,体会出它非凡的气势与风韵。
最后一段文字异中求同,作者引用昔人的话,表现出他对三座瀑布愈发强烈的沉醉和叹服,为“余观于浙西之三瀑也信”的结论作注脚,升华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对三处瀑布的描写手法绝不类同:写天台瀑布,以石梁衬托它的奇兀湍激;“万马结队,穿梁狂奔”和“拗怒郁勃,喧声雷震”,突出其湍急喧腾、气势磅礴。写雁荡瀑布,“一匹练从天下,恰无声响”,“尽化为烟,为雾……为杨白花”,“风来摇之,飘散无着,日光照之,五色映丽”,作者运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与白描,极写其纡徐飘散之逸。写青田瀑布,以“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张口,可吞数百人”与“疑蛟龙欲起,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等地理环境的描写,突出其激荡磅礴之声。三段各自切合三处瀑布的特点,设语不多,无一复笔,同时又将三处瀑布关带比较,使人如临其境,移神骇心。
写水难,写瀑布更难。因为水尚可因地势的索回纡曲而起变化;而瀑布则均自上而降,惟有大小高低的不同。只有把握住各瀑布的不同点,才能把各瀑布的妙处形象地写出来。袁枚之前历代文人游记中已多有对瀑布的描写,而写出新意实属不易。作者独具匠心描写地三瀑布,可谓不同凡响。这篇文章语言简炼,多用比喻和白描,形象生动,各显其妙。“三瀑三异,卒无复笔”,读之如身临其境,历历在目。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该文是王安石在辞职回家的归途中游览了褒禅山后,以追忆形式写下的一篇游记。该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
“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
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
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
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
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
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禅山褒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该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
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正如《古文观止》的编者所说:"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古人诣力到时,头头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边的碑,与篇首相呼应,结构严丝合缝,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