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
这篇游记紧承《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七篇。文章着重写石态水容，写涧中石和树的特色，描绘了石涧溪石的千姿百态，清流激湍，翠羽成荫，景色美丽宜人，表达了作者热爱自然，钟情山水的情怀，同时又书写了胸中愤郁，对自己的遭遇表示叹息和苦闷。全文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物我交融，主体和客体并重；并且剪裁得体，收结巧妙。
第一段先交代石涧的方位，接着描绘石涧的风光。作者用较多的笔墨写石。作者用贴切的明喻，把铺满水底的石头描绘得如同一个房舍整齐、家什完备的家庭，充满了生活气息，散发看屋室的温馨。这里的泉水也奇妙无比。这段文字，使石涧的奇妙一下就显出情味来，这情味是非常悠然、清丽、明朗的。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水中世界，于是作者撩起衣服，赤着双脚，渡水过去。这里，作者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运用借喻和整齐对称的四字句，构思了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读起来也琅琅上口，富有节奏感。如果说前面作者写的清泉美石，是用视觉和听觉感知的，这里写的则是用心灵感受到的。作者完全沉醉在这奇丽的世界里。自然而然地发出感慨。这些感慨，包含着作者的复杂的情感，既有陶醉于自然风光的快乐和满足，又有难言的忧伤和哀怨，更多的则是借石润的美好景色来自我安慰。然后交代了游览石涧的时间，是和游石渠同一天。
第二段具体描述了几处游览胜地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和沿途的风景。从袁家渴过来，先到石渠，后到石涧；从百家濑向上游过来，先到石涧，后到石渠。石涧可以找到的源头。都来自石城村的东南，这一带可以游乐的地方有好几处。再往上走是深山幽林，越来越陡峭艰险，道路太窄不能走到尽头。
这篇游记的最大特色，就是景由情生，于常景中写出奇景。其实，作者笔下的石润，只不过是一条乱石纵横、流水交加的普通山涧，它既无险壑奇石之趣，也无激流飞瀑之观，甚至说不上有一点点异于其他任何一条山涧的特别之处，在一般游人看来绝不起眼。但正因为作者感情倾注，慧眼独到，故小小石涧无不成景，每一景致无不奇妙。作者是这样描写石涧的：“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这一连串的博喻，形象生动，不仅将石渠写得美，而且写得富有情节，富于联想，写得令人心馋。若床，若堂，若筵席，若阃奥，写出了石涧尺幅千里的空间的无限变化；流若织文，写出了这一空间在时间作用下的平面拓展；响若操琴，则是这一空间的立体扩散；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则是这一特定空间的限制和回归。这条小小的山涧中，有静态美，有动态美，有平面美，有立体美，有图画美，有音乐美，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
《石涧记》在结构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是剪裁得体：详处极尽石涧之奥妙，笔触细腻，毫发不爽；略处行云流水，天地一览，如“其间可乐者数焉”“道狭不可穷也”等，无限风光，尽藏其中。其次，这篇游记的结尾不同凡响，收得十分高妙，妙就妙在结与不结之间。“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前句犹是铺扬开去，后句却陡然合起。一方面，与开头“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相照应，完整地表述了石涧之游的结束，可以乘兴而归了另一方面，“道狭不可穷也”埋藏着很多潜台词，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