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词人在公元1178年秋天，他从四川回到了阔别了九年的故乡绍兴。（陆游生于公元1125年）这时候的陆游已经五十三岁了。九年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环境的变化会很大，人的变化相对说来不会太大。但是对当时的陆游所处的时代来说，环境的变化相对要小些，而人事的变化会比较的大。作者这首词当是返乡之后所作。

　　故土久别重回，使词人产生对故乡的陌生感。上片，作者从久别重回故土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下片由时事变迁，年老体衰，但词人报国的“壮志”初衷未改，表现了词人不甘“溪友为伴”、老骥伏枥的豪情壮志。

　　起句“孤鹤归来（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辽东化鹤归来，老成凋谢，少者成长，使词人深切地感到人生无常。“孤鹤归来”：典故出自晋朝陶潜《搜神后记》，书中载，有个名字叫丁令威的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学成后化鹤归辽东，停在城门华表柱上，目注家乡物是人非，叹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词人时隔九年重新回归故里，眼见故里的老人谢世，新人成长，“换尽旧人”，恍如隔世。一个“尽”字，表明了作者些许哀伤、些许无奈。这“哀伤”和“无奈”从下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这一处处的荒凉的坟墓中躺着的人啊，曾经在生前有过多少美梦，现在都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断绝了。“念”在此处表达了词人的联想。有着词人对逝者的怀念和惋惜，有着对的世事不公的愤懑，有着对人生短暂的叹息！“王侯蝼蚁，毕竟成尘”，王侯：大人物；蝼蚁：蝼蛄与蚂蚁，指微小生物，这里比喻地位低微的人。杜甫《谒文公上方》诗有：“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虚。”词人面对“累累枯冢”告诉人们：在岁月面前，无论王公贵戚，平面百姓一律平等，最终都将化为尘土。这一切感想，作者是经过了宦海的多次沉浮，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反思和沉重感悟。

　　“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载酒”：携带着美酒。巷陌：街坊，这里指烟花巷。词人在感叹人生短暂的同时，脑海中又很自然地浮现出了过去美好生活的一个个回忆：他曾经携带着美酒，来到春色满园的林园中，对酒赏景；青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在春意昂然中寻花问柳，没有辜负了大好的春光和自己的青春年华。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那毕竟是过去了的绮梦，老境来临，沈腰潘鬓消磨，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的陆游不能不让人叹息。“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流年：流去的岁月，指光阴。围腰带剩：喻人老病，《南史·沈约传》：“（约）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点鬓霜新：双鬓花白。光阴流得很快，现在我已经人瘦弱衰老了，双鬓已经花白了。承接上句，词人由衷地发出了日月如梭，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感叹。

　　上片写自己回到故乡，就像当年的丁令威回到辽东一样，见到的是物是人非。自己曾经的亲朋故交许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看着一座座坟墓，想到与他们生前的交往，令人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载酒”三句是回忆，当年自己也曾载酒寻花，在园林巷陌之中留下足迹，并不曾辜负那上天赐予的大好春光。“流年改”一转，跌落现实，可如今时光流逝，自己也身体憔悴，两鬓斑白了，可是功业依然无成。

　　下片写了许多自慰语和旷达语，以掩饰心中的惆怅。“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交亲”：知交和亲友。知交和亲友象流云一般地飘散了。这里作者将人事的变换比作流云，因为云的变幻极快，所谓“风云变幻”，亲友都流散了，死的死，走的走。而今未曾料到的只剩下孤身单影，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与词的上片，“换尽旧人”相对应。故乡已经换尽旧人，惟有我未换，累累枯冢我还尚存人间。孑然一身回故乡，眼见亲友故交消亡了，面对累累枯冢，一种莫名的悲凉，怅惘之情，从词人心中油然而起，但作者还是极力安慰自己，“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幸好，我现在眼睛还算看得见，瘦弱的身体还算健康，品茶也能够知道茶的甘甜，吃饭也还能够嚼烂。这是标准的阿Q式的表白。紧接着这是阿Q式的无可奈何的自我标榜，词人又以“非惟我老，更有人贫”为宽慰自己：不要以为自己老迈了，还有许多的穷人活的比我更累呢。对陆游来说，作为一个离职的官宦，家在有佣仆使女，一般的家务琐事无须他处理，而故乡的穷人就不同了。

　　所以，词人特地将“更有人贫”提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吧。作者曾在《书喜》诗中写道：“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这与此处的“幸眼明身健”四句的用词相同。作者万里西归，为什么还总是那样戚戚不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自慰来解脱呢？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原来陆游一生为官，志在恢复祖国的大好河山，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抗击金人的入侵而作出贡献，他在不久，也是在故乡的山阴写下一篇《诉衷情》，全词是如下：“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出生的第二年，北宋便为金人所灭。

　　陆游青壮年时期一心向往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四十八岁那年他曾经到西北前线南郑（今陕西汉中），在川陕宣抚使王炎公署里参与军事活动。但是因为朝廷缺乏坚持北伐收复河山一贯的思想，主和苟安，所以他的满腹壮志和愿望只能变成满腔忧愤。他还在《夜读兵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身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是一切的努力后来眼看都化作了泡影，“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陆游在词中虽然一再自慰，但是，从他“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是无法宁静的。他在朝为官的时候，为了抗金大业，放言直陈己志，却屡屡遭到朝廷公侯的排挤，屈居下僚。危机虽然侥幸躲过，然而壮志已经消残。

　　“短艇湖中闲采蒪”蒪（chun）：水生植物名，又名水葵，可作羹。陆游在《寒夜移疾》诗中自注说：“湘湖在萧山县，产蒪绝美。”在“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回到家乡的日子里，乘着小舟，在湖中悠闲地采蒪。这里，陆游的采蒪和其它人的采蒪有着不同之处，词人并不缺乏美味的菜肴，他采蒪主要还是在表现他的无奈，他的消磨时日。或者说他是去感受一下下湖采蒪的乐趣。当然，自己采来自己尝鲜，也不乏美妙之处。

　　结尾：“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我还有什么可以有遗恨的呢？现在我与渔翁饮酒同醉，与小溪旁的农民结为邻居，我感到这一切很满足了。这样的生活真得能让词人满足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词中“吾何恨”三字透露了词人心中的不满。既然没有“恨”，又何必问。既然问了就应该是有恨。如果无恨，这问就显得无理；如果有恨，又是恨什么呢？词人没有回答，应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更让人感到陆游有的是让他痛苦难耐的恨。

　　我们从直到他临死时候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陆游的恨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恨。这是陆游之所以千百年来成为后人无可遗忘的诗人、词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他的诗词让我们百颂不厌的重要原因！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操是一以贯之的。他渴望沦陷区的收复和国家的统一的思想，这正是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这样不说出来的恨，就更加使词人和读者痛苦难耐了。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描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特别着重描绘日暮回城时喧哗熙攘的情景，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这首词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

　　这首词是写清明时节西湖游春的热闹繁华景象，从侧面来写西湖之美，着意描绘游春的欢乐气氛。古时以农历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这一天历来有到水滨踏青的习俗。《梦梁录》卷二载：“三月三日上已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这就可以看出是郊外人们游春的盛况。西湖景色迷人，是游人的最佳去处。看绿柳丛中，车如流水马如龙，争相抢道，西湖岸上，游人如织，各色人等都在享受欣赏着大好春光。词人自己也乘着朱轮钿车加入了这欢乐春游的队伍。

　　词上片描绘的是一幅白天西湖春游图。下片写游人返归的景象。日暮时分，酒醒了的、还在醉着的，前后相将归家。从西湖弯斜的堤岸一直到城头，一路之上，花头攒动。“直到城头总是花”，这里既指从西湖到颍州城下的路边鲜花盛开，又当指一路上游人皆头上簪花而归。唐宋时，人们有采花簪头之俗，无论男女。如杜牧《九日齐安登高》中即写道：“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说道：“髻重不嫌黄菊满，手香新喜绿橙搓。”刘克庄《上巳》也有句云：“暮归尚有清狂态，乱插山花满角巾。”可见，“直到城头总是花”，写的是人们春游而归，头上簪花络绎回城的情景。

　　清明上巳时节，是古人往水边游玩的时侯。以这样一个游览的时节，再加上西湖这样一个游览胜地，真可谓良辰美景，两者铸备，热闹景象自是非同寻常。本词所表现的正是一派盛景，“满目繁华”即为全词的核心。

　　满目繁华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对游者的描写上，这也是作品表现的重点。

　　游者一是多，二是欢。游者之多，在词中写道：“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锢车”。这一句写了两种不同的游者，一种是乘车者，一种是徒步者。车多，才会引起人们的争相指点；行者多，也才可能出现“争道”的景状。最后这两句用寥寥数字，展示出了一个毂击肩摩的游览盛况。另外，下片“喧哗”一词，又从音响的角度突出了游者之多，以西湖这样的敝廓之地，竟有人声鼎沸之感，那行人熙来攘往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何以见出游者之欢？从上述行人“争道谁家”车的描写中，已传出一片欢快活跃的气氛，接着写游人日暮归返时的“醒醉”二字，更是道尽了游者各各相异的神态。这令人想起明代文学家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对各种赏月人的生动描写：他们有的“浅斟低唱”，有的“喝呼嘈杂，装假醉”，也有的“呼客纵饮”、“纵舟酣睡”。

　　本词中“醒醉”二字所激起的正是类似这些景象的联想，从游人归返之态中，似可想见他们有的专意游览，饱享春景；有的就景欢饮，一醉方休，他们各以自己的方式纵情游乐，尽兴而归。总之，游者云集，笑语连天。

　　满目繁华，还体现在对西湖自身景色特点的描绘上。

　　这虽然不是作品的表现重点，但却是组成繁华景象不可缺少的部分。清明上巳已是暮春时节，但作品中绝无花衰红消的悲凉之意，却呈现出色彩浓艳的一派盛景。在“绿柳朱轮走钿车”一句中，词人以绿柳和朱轮相对，既写了钿车的豪华，也衬托出柳树的茂盛，色彩鲜明，春意浓郁。词的结句顺承“游人日暮相将去”的语意，写归途所见的景色，路转堤斜，一路是花。这是枝上花还是落于地上的花？词人没有明写，他仅给人留下一个印缘，只觉得满目姹紫嫣红，春花充盈着整个空间。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满地遍野的鲜花汇成一体，气氛是很热烈的。这使我们想起欧阳修在另一首《采桑子》中所写的词句：“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这一个“空”字，正是从对立的角度表明了词人对本词中所显示的盛况无比深切的感受，也说明了词人和春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本词即抓住这两方面内容共同表现了颍州西湖的繁盛。

　　此词从开始到结束都贯穿着“繁华”、“喧哗”的节日气氛，把读者也卷入这气氛之中，领受节日的欢乐。读完这首词，再回头看看第一句：“清明上已西湖好。”就不难看出，作者是借节日的繁华来赞美西湖好的。词中每一句都有丰富的内涵，全词构成一幅生动壮美的游春图。

　　整首词通过朱轮钿车争道、游人簪花而归的特写镜头，形象描绘了一幅颍州西湖清明上巳时期的风情画。这首《采桑子》写得人欢景艳，别具一格，不乏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