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最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真挚的同情之心。
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
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小令首句点明了相遇的地点。纳兰生于深庭豪门,辘轳金井本是极常见的事物,但从词句一开始,这一再寻常不过的井台在他心里就不一般了。“正是”二字,托出了分量。纳兰在其它作品中也常使用“辘轳金井”这一意象,如“淅沥暗风飘金井,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忆江南》),“绿荫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虞美人》)。玉虎,辘轳也。 “满砌落花红冷”既渲染了辘轳金井之地的环境浪漫,又点明了相遇的时节。金井周围的石阶上层层落红铺砌,使人不忍践踏,而满地的落英又不可遏止地勾起了词人善感的心绪。常人以落红喻无情物,红色本是暖色调,“落红”便反其意而用,既是他自己寂寞阑珊的心情写照,也是词中所描写的恋爱的最终必然的结局的象征吧。最美最动人的事物旋即就如落花飘堕,不可挽留地消逝,余韵袅袅杳杳。
在这阑珊的暮春时节,两人突然相逢,“蓦地”是何等的惊奇,是何等的出人意表,故而这种情是突发的,不可预料的,也不可阻拦的。在古代男女授受不亲的前提下,一见钟情所带来的冲击无法想象。可是,恋人的心是最不可捉摸的,“心事眼波难定”,惊鸿一瞥的美好情感转而制造了更多的内心纷扰,所以,“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这一直转而下的心理变化,正是刹那间的欣喜浸入了绵绵不尽的忧愁和疑惑中——对方的心思无法琢磨,未来的不可测又添上了一份恐慌,于是,深宵的青灯旁、孤枕畔,又多了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人儿。
安意如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书中开篇就收录了这首词并对其有自己的体味。书中是这样说的,词中最广为人知的“相逢”要算秦少游的《鹊桥仙》的名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了。至少,我一看到“相逢”这两个字,先想到的便是少游,然后才是容若。两阙不同风格的词,恰如这两个经历际遇完全不同的男人。
这阙短小的《如梦令》像极了容若的一生,前段是满砌落花红冷,眼波心难定的少年风流,后半段是从此簟纹灯影的忧郁惆怅。
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容若的词总是凄婉到叫人断肠,这凄美如落花的词章惹得后世无数多情的人爱慕不已,认为他“情深不寿”,“天妒英才”,实在是一个可怜可叹的罗密欧。
虽然他只活了三十一年,其间又为着几个女子缠绵悱恻地过了十一年,然而比起历代数不胜数怀才不遇、终生颠沛的人,容若实在不算是个悲剧型的男人。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应有的,他都有了。他有一个爱他的妻子,一个仰慕他的小妾,一个至死不渝的情人,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他还有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血统。他所不齿的父亲为他安排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让他终生无须为生活烦忧;他自身的才华和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他文运亨通仕途平顺,年纪轻轻便被康熙取中做了近侍。比起名动天下却直到三十六岁才进士及第、当官不久即屡遭贬谪、最终死在流放途中的少游,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容若的一生是个悲剧?
悲剧是上天给了你抱负,给了你理想,给了你实现理想的才华,却一生不给你施展完成的机会,生生折断你的理想。心怀天下饿死孤舟的杜甫是悲剧,李白不是,有名无运的秦观是悲剧,容若不是。更何况,即使是悲剧又岂能尽归罪于“天意”?人难道就可以两手一拍,声称自己全无责任?
容若,他只是不快乐,在锦绣丛中心境荒芜,这是他的心境所致。痛苦并不是社会或者家庭强加给他的。社会道德和家庭责任筑就的牢笼困摄住生存在世上的每一个人。意欲挣脱或是甘心承受,是属于个人的选择。
容若的相逢是在人间,在围着栏杆的金井边,落花满阶的暮春时节。少年恋人的眼波流转,是天真无邪的初见。少游的相逢在天上,是一年一度的七夕,宽阔银河的临时鹊桥上,一对永生不死却永生不得共度的夫妻,见与不见都是万世凄凉。
可是为什么,相逢后,人间的结局是“从此簟纹灯影”;相逢后,天上的结局却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快乐的原因是,少游于尘世颠沛许久遂懂得寄希望于美满,不再执著于得到;容若万事无缺,反而容易执著于遗憾,始终为没有得到而愁肠难解。
在邂逅爱情的最初都会心花无涯,可是一样相逢,后事往往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