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似扫除颜色冗，不妨游戏簿书繁。
月明客共藏花影，醉梦君应到酒尊。
我亦寄身修竹里，颇欣成性得存存。
虽似扫除颜色冗，不妨游戏簿书繁。
月明客共藏花影，醉梦君应到酒尊。
我亦寄身修竹里，颇欣成性得存存。
全诗义正语谐，前半部分写宫人离宫入道。神奇华美的“星使”和“绿琼辀”，道观金殿里华贵的九枝灯，玉楼上缥缈的三素云，仿佛真到了神仙世界。然而，入道宫人对自己的命运却感到无可奈何。首联即写宫人一谪再谪由被选入宫到被遣入道的经历，“星使追还”不过是美其词，什么从仙人降到人间又重返仙宫全是反话正说，“不自由”才是实情。首句的“不自由”和结尾的“恨未休”是全诗的核心，充分表现了诗人对被造入道的女冠身世深切同情，点出她们在金殿玉楼中精神心灵的无奈。这里不仅描写了入道宫人和韩录事的爱情，也歌颂了爱情的纯洁和坚贞，惋惜了爱情摧折后的悲痛。
颔联和颈联四句具体描写入道宫人的辛酸凄苦生活。她们只能空守着冷落寂寞的道观寺院，长年度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和人世生活永别，和媚独的嫦娥作伴。唐代宫人入道完全是封建皇帝对宫女的摧残虐待，是极为残酷的行为。封建皇帝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博得不好色的名声，或者为了节省开支，而发放一些宫女，又不让她们自由婚嫁，便强迫她们入道宫，使她们从一个苦海又掉进另一深渊。
正像李商隐的一些女冠诗对年轻女冠孤寂无依，失去青春爱情深表同情那样，诗后半部分专就此加以发挥。如今宫女入道便与宫中旧伴永别，不能再同她们一起有此浪漫的非非之想，却要与道观中那些孤寂无侣的女道士同游，像嫦娥那样忍受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折磨。
诗的结联则以宫人的爱情生活的无限遗恨来叹惋入道宫人悲惨不幸。意谓宫人若有所恋，那么这样被迫入道，其心头遗恨更将永难消除，这正是入道宫人的最痛苦的悲剧。最后，作者和韩琮开玩笑说，当时若是宫人爱上你，入道以后她格于教规亦唯有埋骨成灰长恨无绝期了。冯浩说：“诗言倘有冶情，则从此绝身埋没，戏录事兼醒原唱。”此说完全符合李商隐的创作实际。开成二年，诗人作《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诗亦庄亦谐，与同年韩瞻戏谑打趣，但所述则是严肃的婚姻问题。《和韩录事送宫人入道》就宫人入道事件表现了作者对年轻女冠的深切同情，揭示了宫廷与道观对女子青春的摧残。诗末虽杂以戏谑，却是离庄于谐，并不轻薄。开成前期，李诗中这些偶露幽默的诗例也有可玩味之处。
这首诗是李商隐咏怀入道宫女的诗，诗中描写了被遣入道观的宫女的辛酸凄苦的生活，对入道宫女的不幸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李商隐集中表现入道宫人爱情生活的被挫折和不自由，是表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因而和其他同类诗相比显出其诗意的深沉和见识的深刻，确是高人一筹。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