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作者当时已经年老,“不效艾符趋习俗”既是力不从心,也包含看透热闹背后空虚的无奈与悲凉。当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正是元和中兴前后,民间的生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作者因为自身的年老体弱,又预见了晚唐时期宦官与藩镇冲突的必然,因此即使在端午,他也是懒散而痛苦,希望“蒲酒话升平”。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也正因为前文叙述的原因,他才发出了时光易逝,几人流芳的感慨。此诗相对悲观,但透过诗辞的背后,我们却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窥见当时晚唐的一景。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