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牡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这组诗第一首却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读者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读者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有”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那还是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诗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诗人的心情又会如何,读者也就不难体味了。
第二首诗自注说是写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两首诗的题材完全一样的,都是“惜”牡丹花,但是切入的角度却又有所不同,前一首“晚来唯有两枝残”,是硕果尚存,而这一首却已是败蕊残花,一片狼藉,看上去简直有点惨不忍睹了。诗是这样开头的:“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当牡丹盛开之时,当然不会被冷落,可是一旦花期过后,真的到了花萼低垂、冷雨萧瑟、花瓣飘落、随风飞散之际,就不会有人前来赞赏她曾有的富贵妩媚,或者关注她如今的凄凉处境。白居易用两个字“寂寞”,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其间的不幸。前一首以“惆怅”领起,说的是白居易惜花的无奈感受,这一首用“寂寞”开篇,点出了落花的冷落处境。这是一种真正护花使者才会有的境界,而绝不是那些附庸风雅、追随时髦者所能想象和体会的。咏物诗写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是在借咏物而言志了,也许世界上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锦上添花的善行,可是真正需要的却往往是无人喝采的雪中送炭呀。
接下来的两句诗,“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具体细微地刻画了风雨过后落红满地的景象,用的是一种欲擒故纵、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极尽强调、渲染之能事。先说哪怕在是风和日丽的情况下,开败的牡丹随风飘落也会令人感到无比惆怅,进而强调眼前所见,当初在枝头上或含苞待放,或笑靥迎人的花瓣已经不但开败,“何况”又纷纷“飘零”在风雨过后的“泥土中”,那种惨状,那份凄凉,只要是有一分爱花的心思,哪怕是石头人见了也要落泪了,更不要说白居易面对此景又该做何感想了,这实在是他无从表达也不忍明说的。诗歌也就在这种让人不忍卒读的情绪中,黯然而止了。
白居易此组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居易的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轼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像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融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读者陶醉在李商隐、苏轼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这首词上下两片采用了不同的手法,上片偏于客观景物的渲染,下片着重主观心理的描绘。然而景物的渲染中却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主观心理的描绘又糅合在客观景物之中。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又融成一片。
“平林漠漠烟如织”,是写游子眼中之景物。“平林”,不是“平地的树林”;而是山丘上的树林。林木依山而生,高低错落,本不会“平”,而着一“平”字,不仅准确地写出了游子自高楼下视所见之远景,而且表现了阔大而高远的意境。“如织”二字,一言烟雾密度之大,一是衬托游人离愁之浓。如果说这一句仅仅是情景交融的话,那么下一句词人便把自己的主观色彩尽情地涂抹于景物之上,似乎已把大自然人格化了。这里的“伤心碧”,语义双关,一是极言寒山之碧,一是说寒山似乎因伤心而碧透。山犹如此,人何以堪。秋天,本是文人墨客伤感的季节,又加上寒山日暮,烟锁雾封,所以游子的思归之情已达极致。因此,接下二句“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中的“愁”字的逼出,自是水到渠成。“暝色”,即暮色。暝色本不会动,而曰“入高楼”,不仅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夜色渐近的过程,而且似乎暗示随着夜幕的降临愁意也闯入了游子的心头。以上是上片,主要是写景,但景中有情。先写自然之景,后写人工建筑,最后写楼中之人,由远及近,极有次第。
这首词通过描写平林、寒山的深秋景色,和想象家人盼归的形象,抒发了游子思妇的两地相思之情。此词层次清晰,跌宕有序。移情于景,情景相生。既有鲜明的形象描写,又有细致的心理刻画。句子简约而不晦涩,文字质朴而不平板,可为唐代文人词中上乘之作。
下片立足于主观的感受上。在暮霭沉沉之中,主人公久久地站立在石阶前,感到的只是一片空茫。“空”也是上片所勾画的景物感染下的必然结果。主观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立刻又融入了景物之中——“宿鸟归飞急”。这一句插得很巧妙。作者用急飞的宿鸟与久立之人形成强烈的对照。一方面,南宿鸟急归反衬出人的落拓无依;另一方面,宿鸟急归无疑地使抒情主人公的内心骚动更加剧烈。于是,整个情绪波动起来。如果说上片的“愁”字还只是处于一种泛泛的心理感受状态,那么,现在那种朦胧泛泛的意识逐渐明朗化了。它是由宿鸟急归导发的。所以下面就自然道出了:“何处是归程?”主人公此刻也急于寻求自己的归宿,来挣脱无限的愁绪。可是归程在何处呢?只不过是“长亭连短亭”,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有的仍然是连绵不断的落拓、惆怅和空寞,在那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间。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思妇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韩元吉《念奴娇》词云,“尊前谁唱新词,平林真有恨,寒烟如织。”短短的一首词中,掇取了密集的景物:平林、烟霭、寒山、暝色、高楼、宿鸟、长亭、短亭,借此移情、寓情、传情,手法极为娴熟,展现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反映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惆怅的愁绪。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宋代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
细玩这首词,也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分明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