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身为“市人”却没有市侩小人附炎弃寒之为的宋善与虽为朝廷官员、士大夫却争相做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相对比,尖锐地讽刺了官场中盛行的势利之交的恶劣风气,抒发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而长期、处处受冷遇、遭漠视的郁闷之气。全文思路善晰,脉络分明,文字简洁,内蕴深刻。
第一段叙述宋善的为人处事。开门见山,指出宋善是长安市中一名普通的卖药商人。因为善待四方药农,所以来京城售药的药农,都来投奔宋善,以致能多积良药。故医师得宋善之药配方,往往容易奏效;患者为求赶快治愈疾病,也愿意向宋善求药。宋善对患者无论是否认识,是否有钱,一律都给予良药,是故累积不少借券,但是从不上门索取。年终岁尾,估计欠者无力偿还,就将债券焚烧。以上叙宋善行事,层次渐进,简练而条畅。随后又以市人议论生出波澜,意在进一步强调,宋善如此行事,既非有道之士,也非愚蠢荒唐之辈,的的确确是个“逐利以活妻子”的普通市人。
第二段阐述宋善既如此行事,何以还能“逐利以活妻子”。一是被他勾销债务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官,有的当了连州跨郡的节度,他们俸禄多了,想起宋善的恩德,于是馈赠不绝。二是宋善待人,不以对方穷通而变化态度,即使斥弃沉沦、落魄十一的人,都照常善待。这些人一旦被起用,顾念宋善的知遇之恩,也要重重报答。总之是目光放得远,不斤斤计较于眼前得失,而其“逐利以活妻子”则与市人无异。
第三段在叙事的基础上发挥议论。作者再次表明宋善只是市井中的普通人,而一般世人所为,尽管全从势利二字出发,很少能与宋善相比,却口唱高调,徒然视宋善之所为为以利相交。作者对此深为感慨,认为世上如幸而有类似宋善之“市道交”的,那天下间限于困境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能够获救。由此看来,这种“市道交”正不可少。然后又反跌一笔说,如果宋善不是市井中人,即是身居市井而不为市井之交的有道之士;而那些身居朝廷、官府、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命的官绅,本当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道之交;那么宋善非独高于市井细民,也远出于这些“正人君于”之上了。这段文字抑扬往复,感情强烈,凡激越之处,语言亦慷慨淋漓,有力地传达出作者的感情。
凡史传文字,皆须备述传主毕生事迹,加以褒贬,内容务求翔实。作者则仅取人物之一时一事,一言一行,就其与社会人生有关之处加以发挥,形成一种短小精悍、内容集中、思想深刻、介乎寓言之间的文学性散文,是传记之变体。该文章于宋善生平,仅记卖药一事,称扬其虽为市井细人却能超乎市井之道的优良品质,从而达到立传的目的。同时又由此引发出对炎凉世态的抨击,且寄寓自己谪宦以来饱尝人情冷暖的无穷感慨。
就文章笔法而言,该文章突出的特点是先叙后议。叙述中根据议论的需要进行剪裁,只突出宋善作为市井细民而能急人之难的材料,其它一律删汰。议论时则紧紧扣住这一点,与上层人物反复比较,充分揭示出他们的卑屑恶浊,因此文章上下脉络贯通,前后浑然一体。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首句“西城杨柳弄春柔”貌似纯写景,实则有深意。因为这柳色,通常能使人联想到青春及青春易逝,又可以使人感春伤别。“弄春柔”的“柔”字,便有百种柔情,“弄”字则有故作撩拨之意。赋予无情景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杨柳弄春柔”的结果,便是惹得人“动离忧,泪难收”。以下写因柳而有所感忆:“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这里暗示,这杨柳不是任何别的地方的杨柳,而是靠近水驿的长亭之柳,所以当年曾系归舟,曾有离别情事这地方发生。那时候,一对有情人,就踏过红色的板桥,眺望春草萋萋的原野,这儿话别。一切都记忆犹新,可是眼前呢,风景不殊,人儿已天各一方了。“水空流”三字表达的惆怅是深长的。
过片“韶华不为少年留”是因为少年既是风华正茂,又特别善感的缘故,所谓说“恨悠悠,几时休?”两句无形中又与前文的“泪难收”、“水空留”唱和了一次。“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说不登则已,“一登”就这杨花似雪的暮春时候,真正是“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比喻,它妙就妙一下子将从篇首开始逐渐写出的泪流、水流、恨流挽合做一江春水,滔滔不尽地向东奔去,使人沉浸感情的洪流中。这比喻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逐渐汇合,水到渠成的。
此词写柳,妙“弄春柔”一语,笔意入微,妥贴自然,把拟人手法于无意中出之,化无情之柳为多情之物;此词写愁,妙引而不发,语气微婉,最后由景触发一个巧妙的比喻:清泪、流水和离恨融汇成一股情感流,言尽而情不尽。
这首词上阕伤春,而伤春中处处有怀人之意,下阕怀人,而怀人中处处有伤春之情,将伤春与怀人打成一片,词境圆融。此词用笔曲折,善于转折收放,词句清丽,情致缠绵,将天涯做客、伤春怀人之意娓娓道出。
上片首句点明时令。古时寒食节禁火,取榆柳之火为新火。“新烟初试”写寒食清明之景。“花如梦”写春未百花凋零之状。苏州古属楚国,故而称“楚峰残雨”。清明一过,春雨渐收,春光渐老,则春花凋零可知。“如梦”“疑收”又作揣测之语,词人心中尚有将来重聚之一线希望。“茂苑人归”三句指诗人回到苏州,而当时女子所住之地已人去楼空,空有燕在。词人不是苏州人,与秦楼燕皆是天涯为旅,因而有同病相怜之意。“游情最苦”承接“天涯为旅”而来。从“早柔绿迷津”至“半汀鹭”,细写“游情”之苦,而以一“早”字点出春归匆匆之恨。“柔绿迷津”既有“春草绿色,春水碧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之离别意,又有情缘断绝、无路可通之感伤意。昔日所游之圃已成荒烟乱草之地。梨花也被风吹落汀州,与白鹭同飞,再不可见。梨花暗喻别离,又绾合次句之“残雨”,有“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想见情人离别之难。“柔绿迷津”“乱莎荒圃”“晚风吹堕”皆呼应起首“花如梦”三字。人在旅途,烟花如梦,春末人孤,唯有芳草连天,迷津荒圃,秦楼燕飞,梨花满地,故而“游情最苦”。
换头“流红江上去远”一句,明点“去”字,仍写姬去的感受,“翠尊曾共醉”二句,逆笔追溯往日两人共居时的欢乐,曾在别墅内共同酣饮。“云外”一词体现了二人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此韵共三句,倒含有今昔两境,可谓极尽转折跌宕之能事。“澹月秋千”一韵,平出,写姬去后的伤情。言自姬去之后,不管见到皎洁月下的秋千,还是闻到千陌万巷的幽香,都令词人愁结于此,伤春于彼。“听歌看舞”一韵,又逆笔写到昔日共居时,爱姬轻歌曼舞,多么令人惬意。“驻不得当时”一韵,转笔回到现实,姬人已去,歌舞消逝,不复存在。“柳蛮樱素”化用白居易二妾樊素善歌,小蛮善舞的典故,以此再度点出姬已去,欢已失。最后“睡起恹恹,洞箫谁院宇”平出,写自己今日之状。“洞箫”承上之“歌舞”行针颇密。“谁”字表达两层意思,一则写姬人已去,歌舞不在;二则,更表达了对姬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