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原、回头何处。情随流水无穷。寄两行清泪，想几许残红。惜花人老，年年奈、依旧东风。
武陵原、回头何处。情随流水无穷。寄两行清泪，想几许残红。惜花人老，年年奈、依旧东风。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人们常常把呜叫声当作动物的语言，所以听到反复不断的声音，就自然想象到那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或要求着什么，把它想象成无休止的倾诉。杜甫在秦州的几个月，正是促织活动的时候。傍晚，清晨，特别是不眠之夜，大约都是在促织的鸣叫声中度过的。诗人久客在外，心情本来就很凄凉，被促织声一激，往往不禁泪下。这首诗，就是诗人当时忧伤感情的真实写照。
起句正面点明促织，以“甚细微”与第二句的“何动人”构成对比，衬托哀音的不同寻常。
三、四句和五、六句，在修辞上构成两对‘‘互文”。就是说：促织在野外草根里、在屋内床底下，总是鸣声不断；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呜叫，总和不得意的诗人心情是互相接近的。听到它的叫声，长期客居外乡的人不得不流泪，再也无法安睡到天明；被遗弃的妇女或寡妇也在半夜里被哀鸣之声惊醒，陪着促织洒下泪水。这种“互文”格式的使用，用表面上的两层意思抒写了交互着的四层意思，能收到言简意缘的效果，是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修辞手法。
最后两句以“悲丝”、“急管”同促织的啼叫相比较，而以促织叫声“天真”、不受礼俗影响作结，把促织的哀音放在任何乐器的演奏无法达到的效果之上，把“哀音何动人”写到了极点，更加烘托出诗人的思乡愁苦之情。
首联“自古高楼伤客情，更堪万里望吴京。”两句诗记叙登楼伤情，交代了作者的身份与处境，奠定全诗的悲凉感情基调。“吴京”一词运用了借代的手法，明写眺望古都南京，实则表达了对于南宋朝廷的牵挂与担忧。
颔联“故人不见暮云合，客子欲归春水生。”两句诗将“故人不见”的惆怅之情和“暮云合”的景象融为一体，游子思归和春水涨潮相融；一个“合”字，将傍晚时分晓雾将歇的景象生动描绘出来；一个“生”字，精准展现了春天冰消雪融，江河水涨的画面，工于炼字。
颈联“瘴疠连年须药石，退藏无地著柴荆。”两句诗叙述诗人的体弱多病、所处地理环境恶劣、生活困窘潦倒，只得在“柴荆”中勉强维持生计，叙事中渗透着感伤和无奈。
尾联“诸公勉书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中诗人请“诸公”努力为恢复中原建言献策，同时表达了年岁已高的自己渴望太平的愿望，抒发了作者的一片忠贞的爱国豪情。
综上，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诗人，陆游表达了对于南宋朝廷风雨飘摇的担忧，更多地希望朝廷能够尽早收复失地，以及对于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和向往。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