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组诗描述了这样的情景：皑皑雪中，惯风凛冽，行人稀少，只见一位衣服褴褛的卖菜老人，伛偻着身子，挑着箩筐，踏着冰雪，走门串户，嘶哑的叫卖声，颤颤悠悠，回荡在大街小巷。这是一幅“雪中叫卖图”。
“携箩驱出敢偷闲”，首句发问，一“敢”字道出卖菜老翁的无可奈何。二句对不敢偷闲的原因未作回答，而直写“雪胫冰须惯忍惯”。雪胫，指被埋于雪中的小腿；冰须，结着冰的胡须。前者极写雪之深，后者极写天之惯。而一“惯”字把卖菜老翁饱经风霜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无论雪再大，天再惯，卖菜老翁总是要挑着箩筐，走街穿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卖菜老翁天生并不是这样一副苦命，当然他也想坐在温暖的屋里和亲友围炉畅叙。三句再问，四句不作正面回答，而用“忍惯”、“忍饥”作比较，一个“犹可”，一个“难”，个中原委，无需多说，读者自可品味。对于一般人来说，忍惯、忍饥都是难事。但对于卖菜老翁来说，惯冷已经算不了什么，可饥饿实在难熬。可见他过的是怎样一种饥惯交迫的生活！
卖菜老翁的叫卖声多么凄厉，简直和受冻的雀儿、挨饿的乌鸦的叫声没有什么两样，叫声之苦，让人不堪去听。苦苦地叫卖，为的是多卖出一些鱼菜。一升一斗的粮食在他看来，就和一千金那么难得，也许冻饿了一天的妻子儿女在盼着他换些粮食回家开锅呢。对于关心民生疾苦的范成大来说，听到这凄苦的叫卖声，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因此，诗人感慨万分，愤愤问天：“悠悠大块果何心？”大块，指大自然。《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意思是说，大自然负载着我的形体，它用生命使我劳苦，用老年使我闲适安佚，用死使我安息。这里仅用此意，是说，生活竟然使人劳苦到如此地步，悠悠苍天啊，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这里是同情，是怜悯，更是控诉。一个封建士大夫文人能够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穷人民鸣不平，实在难能可贵。
范成大29岁中进士，历任徽州司户参军、吏部员外郎等职，官至参知政事。官位不浅，但他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苦难，留下相当多诗篇。如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咏河市歌者》以及这两首绝句，反映了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表达了诗人深切的同情心，和唐代白居易著名的《卖炭翁》颇相同。
这是一首送别词。
此词的上片便写情感，写送别。开头三句，“人生无奈别离何”，此是自然之事，亦是情深语，所以无奈者，是人世间终将有别离也，不能不为别离，别离而又无能为，是虽无，亦真不可不为无奈也。即人生中离别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无法改变的。只要亲情真挚，使在千里之外，也觉得很近。正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一种旷达。“无情对面是山河”一句写出作者深沉的感慨，因为建康是当时的抗金前线，词人也多次登建康赏心亭向北眺望中原山河，这次范廓之又要去建康游览，于是引起家国之恨。“但使”二语隽永之甚，“无情”两字，正是词人壮志未酬的忧怨。此处三句语意尤为拓展，既情深意厚，又胸次开阔。对面无情，咫尺天涯，固是路人姿态，若其衷不同，所谋所想为异，理想志意不相侔，根于现实世界之利益关系，则岂仅无情对面是山河而已，所谓无所不用其极以达其目的，世人岂吝为之者邪。
下片作见惯世面语，“而今”一句，仍可见作者之英雄豪气。由于投降派屈辱求和的政策，石头城下的江水也没有了那种怒涛。自己被排挤、受打击，已经闲居山林，假使不与鸥鸟为伴，也和披着蓑衣的渔父差不多。闲适旷达的背后，是志不得伸的愤懑、牢骚。寄语建康故人，而今归退田园，当无宦海风波之虞。
此词写送行而不流于感伤。明快爽朗，开人心胸。一起点明离宴，似悲实旷。上下两片，浑然相融，以此短篇而写寻常事，而能见出作者之性情、思想，而有特出之“神味”。
《长相思·一重山》这首小令，《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在词调下题作“秋怨”。这“秋怨”，便是统贯全词的抒情中心。虽然通篇未曾出现“秋”、“怨”字眼，但仔细吟诵一遍，便会觉得“秋怨”二字确实最为简洁、准确地概括了本词的旨意。 全词写了一个思妇在秋日里苦忆离人、急盼归来，然而最终没有盼来的怨恨心绪。
上片写她望中所见之景。
这三句描写了一幅荒寂寥廓的群山秋色图，层次极为分明：“一重山”，是近景，“二重山”，是中景；“山远天高烟水寒”，是远景。这一切都是跟着思妇眺望目光的由近及远渐次展开的。清初词人纳兰性德的名作《长相思》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写主人公越山过水，渐去渐远，很可能是受了该词的启发。需注意的是，“烟水寒”的“寒”，并非仅仅用来形容“烟水”，而且还曲折传出了思妇的心理感觉。正因为久望不见，更添哀伤，心头才滋生了寒意。如此，则目中所见，自然皆带寒意了。
上片结句说她“望尽天涯路”而无所得，便收束眼光，不经意地扫视周遭景物，瞥见不远处有枫叶如火，灼人眼目。这使她猛然想起：时令又到了丹枫满山的秋天，自己经年累月的相思之情何日才能了结啊？“相思”一词的出现，使得词旨豁然显现。
下片便顺着“相思”折入，着重刻画她的心理活动，写她思中所念之事。
“菊花开，菊花残”，用短促、相同的句式，点出时间流逝之速，暗示了她相思日久，怨愁更多。紧连着的“塞雁高飞人未还”，可视为她的直接抒情，也可以看作她在触景生情。塞外大雁尚且知道逢秋南归，那飘泊在外的游子为什么还见不到他的踪影呢?用雁知“归”来反衬人不知“还”，就更深一层地表现出了她的内心怨苦。怨恨尽可以怨恨，但它毕竟是产生于“相思”基础上的，如今良人未还，说不定他碰上了什么意外，或是在路途上染上了风疾。这些想法涌上心头，使得女主人公在怨恨之余，又深深地为他担忧起来了。
“一帘风月闲”，刻画出了思妇由于离人不归，对帘外风晨月夕的美好景致无意赏玩的心境。柳永《雨霖铃》词写一对恋人分别后的意绪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含意正与此同。
这首词的最大特点是，句句写思妇“秋怨”，“秋怨”二字却深藏不露。对思妇的外貌、形象、神态、表情未作任何描摹，而是侧重于表现出她的眼中之景，以折现其胸中之情，用笔极其空灵。李煜词的语言锤炼功夫很深，他善于用单纯明净、简洁准确的语言生动地再现物象，展示意境。这个特点在该词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像“山远天高烟水寒”句，自然明朗，形象丰富，立体感强，境界阔远，并且景中蕴情，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