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全诗即由观胡人吹笛,闻秦地之声,随寓而发眷恋宗国之情,或谓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阙之意。
全诗一二两句点题,叙写感慨的由来,是因为胡人所演奏的笛子曲中,有一半是秦地的曲调,闻国都所在的秦地之声,撩动了忧国之情,从而为下面的叙事抒情作了必要的铺垫。接下四句即写所闻所感。三四两句侧重叙事,“十月”点明时间,“敬亭”点明观胡人吹笛的地点。“吴山晓”是写秋季肃爽,吴地的山丘更为疏朗。经过这两句交代叙写,“观胡人吹笛”一事的情况,读者就了然于心了。五六两句侧重抒情,抒写闻笛的的感受。诗人听了苍凉悲壮的《出塞》古曲,自然会联想起当时北部边境隐伏之患,忧国之心也就油然而生。一个“愁”字,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心。然而,自天宝三载遭谗被逐以来至今已近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之中,诗人眼看着国事日非,危机四伏,而自己却没有报国之路,作为被放逐的诗人来说他的心情是极其沉痛的。为此写出了“泪满逐臣缨”悲凉慷慨的诗句。更足以见诗人对国家的一腔忠愤。诗至此叙事抒情已经归结到了诗的主题。这就自然引出结尾两句的点睛之笔,“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言诗人闻笛以后,愁肠百转,起身遥望西入长安的大道,烟尘浩渺,深感国都遥远,融景生情,流露出诗人一片眷恋人主的苦情!“恋主情”三字之前冠以“空怀”二字,写尽了诗人忧愤之深。
全诗先点出“秦声”二字,继而写闻《出塞》曲以后的愁绪,最后归结到西望长安,空怀恋主之情。叙事抒情层次井然,结构完整。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于自然平淡之中又兼有一种苍凉激越的格调。所谓自然平淡,是从全诗的语言特点来说的。这首诗的语言既无夸张又无藻饰,诚是一派肺腑之言,所谓苍凉激越,是指诗句中寄寓的感情异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的感情,又几经压抑,因而又有一种苍凉遒劲的况味。应该说这种特点是和诗人忧思之深分不开的。李白的五言诗,在其全集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少。许多人往往只注意诗人的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以及七言绝句,因为那些诗大都表现了诗人奔腾咆哮、豪迈飘逸的风格特点,但对于他的五言古诗论者却不多。其实这也是应该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中说:“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居易录》也指出:“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前人的这种观点首先指出了李白继陈子昂“复古”的大旗,一反梁、陈宫掖之风。同时又指出李白的五古,有古调、有唐调,这就是说,李白所提倡的复古并不是一味地走回头路,而是在恢复从《诗经》到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开拓,要求诗应该发自真情,真率自然,不因袭别人,不伪饰造作,创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格调。由此可见,此诗既有“古调”,又有“唐调”,具有推陈出新的新诗风。
开头四句着重写浣花女的劳动生活;中间四句写农村男女婚嫁风习;末四句写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妇女,另一种婚嫁风尚,以及由这种婚嫁风尚带来的截然相反的另一种结局。诗中通过农村少女姑娘与爱慕虚荣的城市女子的对比,歌咏了农家少女勤劳、愉快的生活。全诗着墨素淡,语言平浅,是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
在这首诗中,作者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到浣花溪旁的农家女儿身上,带着一种宁静舒坦的心情观望着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从淡朴的欢悦之中,体味着生活浑厚的内涵。全诗十二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前两层是对浣花女儿的正面描写。
“江头女儿双髻丫,常随阿母供桑麻,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是写浣花女少小在家时的生活片段。“双髻丫”一句,写浣花女子质朴单纯,不事铅华,带有一种真淳自然的风致,表现出生活中淡雅而未雕饰的自然美。“常随阿母供桑麻,”这是从生活角度对浣花女子朴素自然之美的进一步充实。接下两句是具体写浣花女儿的劳动情景。“当户夜织声咿哑,地炉豆秸煎土茶。”这里摄取的是劳动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夜阑人寂,充满活力的浣花女子正对着窗门摆弄着织机;机旁不远处,豆秸正在地炉中燃烧,煎在炉上的家制土茶散发出了一阵阵清香。炉火影影绰绰地映照出纺织女子在织机咿哑节奏之中那张宁静充实的面孔。这是一个富有情态的主体画面,有形有声,充溢着安然自得的欢乐,不但描摹了浣花女子的生活真实,而且从中透露了作者所品味到的生活真趣。这是诗的第一层。
第二层是写浣花女子长成嫁人的情景。“长成嫁与东西家,柴门相对不上车”,是说浣花女儿与邻里男子成婚,彼此家门相对,不须油壁车马远道迎接,就可以过家为妇。其中隐含有李白诗中所写的那种真挚爱情:“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窗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正因为这种爱情的存在,浣花女子才会在这种简朴的婚嫁中感到幸福和欢乐的满足:“青裙竹笥何所嗟?插髻烨烨牵牛花。”这里写浣花女子的朴素淡雅与其所追求的真诚爱情相一致,从而使其本质在人格的和谐之中体现出了高度的审美内涵。“插髻烨烨牵牛花”,这一鲜明形象中不仅包含了浣花女子欢乐的情态,而且表现了其别具一格的美的风韵,同时也暗示了诗人的审美情趣。这是诗的第二层。这一层与前一层相连,把浣花女儿的生活情趣与朴素本质,从外到内作了细致地展示,也为作者进一步表达感情进行了从容的铺垫。
第三层是写城中那些妖艳虚荣的女子。从“浣花女”的诗题来看,这一层似乎带有一些游离的味道,它在形式的衔接上,与前两层出现了错落现象。因而我们只有从诗人的情感上才可以为这一层找到合理的依据正因为诗人在前两层对浣花女子的正面描写之中,从简朴平淡的生活中窥到了深永真淳的自然美的意趣,所以随着诗人在描写中抒发感情的逐渐明朗,他需要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倾向。这一层就是诗人撷取自己所置身的都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页,借以说明自己的思想。与其说是用来与前面对比,倒不如说是作者需要由之来发出自己的议论。“城中妖姝脸如霞,争嫁官人慕高华”,语气中明显带有诗人的鄙薄之情。“争嫁”写世俗的追逐,寓示了追逐着轻薄浮艳的性情;“慕高华”则直接写这种追逐的内在实质,表明了这些“脸如霞”的“城中妖姝”徒有美貌,却在势利的虚荣中湮没了自己的真情。这必然要酿就其生活的悲剧。“青骊一出天之涯,年年伤春抱琵琶。”那些荣华富贵的高官并不看重爱情,常常离家远游,结果只落得这些深闺佳人茕茕空房,在一曲曲幽怨的琵琶声中诉说自己的满腹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琵琶行》一诗中曾塑造了一个“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的商人妇,陆游借以来比喻争慕高华的浮艳女子,正在于说明其晚岁的孤独与凄凉。再将其与前面所写的浣花女儿相对照,就不难理解生活中欢乐与深永的价值,同时也能从中把握诗人感情渐次明朗的脉络。自然这中间浸透了诗人的审美理想。
刘熙载讲:“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见奇,故足令人咀味。”(《艺概·诗概》)《浣花女》中,作者所捕捉的都是些生活中极为寻常、极易见到的东西,因而其在表面上并不见出奇之处。实际上前人七古之作也大多不注重于面相皮毛,而着力于内中贯通于一的气韵,在开阖转折之间显示出天工鬼斧之功力。这首诗在写作上从容叙来,选用的都是些平淡的语言,但“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出语自然老洁”(赵翼《瓯北诗话》),于平和散缓之中,沉淀着丰厚的感受,可以窥到作者的情趣、意趣、理趣。与陆游的爱国诗一样,这首别具一格的作品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