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开头云：“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词人首先表示了自己对挚友马中玉的尊敬和惜别之意。下文，词人对马中玉于己的难舍难分之情，又做了最“知己”的表述：“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故将”二字，用语极其巧妙，词人明知马中玉对自己的感情，一旦分手，必定会流泪哭泣，却故意用诙谐语气调侃友人。是词人为打破与马中玉分手时的难堪局面，而故意用分别的话语来挑逗对方使他落了泪。这就是说，词人把勾起友人抛洒惜别眼泪的罪责，归在自己身上了。其实，词人行为的实质，正是用诙谐之语去安慰对方，是故意把分手时滚涌眼泪的情感淡化下来，从此可以看到词人对友人的挚爱之情，是非常的深切真诚。
下片“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则着重转向了对自己内心的描写。词人把自己离杭赴京的处境比作了“落花”，说它的凋落花瓣已经被回风吹逐而去了。其实，落花本是无心逐风的，只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那花枝上的春莺懂得其中真情，它站在枝头上啾啾哀鸣，正在倾诉着内心的烦恼——词章以物观我，逸笔韵远，发人深思。末二句则痛书别去：“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词的感情直泻而下，有如山洪奔腾无可挽阻。这词情正与马中玉赠行词之“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遥相呼应，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这是一首作答词，全词赋陈铺叙，又寄托感发；意内言外，而回荡反复。给人以真挚自然，悲从中起的艺术感受。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此诗前两联刻画作者友人邹明府的形象。首联说，邹明府曾经在西畿县就任三年，勤于政务，衣食节俭，以至于马都没有长出来肥膘，更说明人没有贪污腐败，非常清廉。颔联是说，为偿还高筑的债台，只好把佩剑卖了。这句目的是为了说明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所以任满以后，没有搜刮民脂民膏，满载而归的仅有一车诗书。这说明了他的志向。后两联是作者的推测与想象。颈联说，如今他冒着边关风雪雪远游朔方，这一路狂风暴雪，路上都看不到他的踪迹，说明了其前程的艰险。大风吹来就掀起了他身上的睡衣，说明他衣衫简朴，没有什么锦衣华冠，更显得他大方，简朴，不拘小节。尾联是说，他到了灵州，每天早上能听得到报晓的号角声，家里的人客房根本没有开过，说明基本也没有什么人来往。这也是为了说明他深居简出，向往宁静，清远脱俗。
此诗所刻画的邹明府形象的主要特点是：清正廉洁。三年县令任满离去，马依旧瘦弱，随身相伴的还是那些书。如今冒雪远游朔方，前程艰险，单薄的衣衫哪抵得住透骨寒风。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邹明府至清至廉的形象。
贾岛注重用字推敲，此诗也体现了这个特点。颈联的“藏”字运用拟人手法，描绘人行之迹很快便为大雪覆盖的边塞雪景，写景生动，颇有画意；一个“藏”字，已包含大雪纷飞、道路莫辨、行人稀少等多重意蕴。“透”字极为传神地展现了林间朔风砭人肌骨的穿透力，同时还隐含风急、天寒、衣单等内容，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
此诗一开头，就把赞辞献给青花紫石砚的采制者端州石工，称他们“巧”技赛过“神”功。“巧”、“神”这等字眼，用在这里，却力透纸背。
接着，用神奇的彩笔描绘采石工人的劳动。唐代开采端砚石的“砚坑”，只有西江羚羊峡南岸烂柯山（一称斧柯山）的下岩（一名水岩，后称老坑）、中岩、上岩和山背的龙岩，其中仅下岩石有“青花”。杨生的这个砚，应是下岩所产的“青花紫石”。据宋代无名氏《端溪砚谱》说：“下岩之中，有泉出焉，虽大旱未尝涸。”又说：“下岩北壁石，盖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采石工人则在岩穴下面那种水流浸淋的环境中操作。所以“踏天磨刀割紫云”一句中的“踏天”，不是登高山，而是下洞底，踏的是水中天。灯光闪烁在水面上，而岩石的倒影反映于水面，水面就像天幕，倒影就像凝云。开石用锤凿，李贺既以石为“云”，自然就说用“刀割”了。这里的“天”可“踏”，“云”可“割”，把端州石工的劳动写“神”了。
“佣刓抱水含满唇”，“佣”是说把石块磨治整齐，“刓”是说在石面上雕刻成型。这一句写磨制雕刻石砚，极言工技的精巧。
“暗割苌弘冷血痕”，写紫石砚上的青花。唐人吴淑《砚赋》说：“有青点如筋头大，其点如碧玉晶莹。”人们所重，即是紫石中隐含有聚散的青花。《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里以“苌弘冷血痕”来形容砚上的青花。清代朱彝尊说：“沉水观之，若有萍藻浮动其中者，是曰青花。”（《曝书亭集》）青花在水中才显出它的美，所以前句用“抱水”。这里用“暗割”二字，说的是“苌弘冷血痕”般的青花。“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写把砚放置在书斋中，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试墨。试墨时用水不多，轻磨几下，墨香已经飘满了室内。表面上是写墨的好——是最好的“松烟”和“麝香”所制；而实际上是写砚的好，容易“发墨”。
“干腻薄重立脚匀”，仍是写砚。砚要“扣之无声”、“磨墨无声”才是佳品。这块砚，石质干（不渗水）而腻（细润），砚体薄（平扁）而重（坚实稳重），品质极佳。所以在磨墨的时候，砚脚紧贴案上，不侧不倚，在那上面磨墨，平稳匀称。
“数寸光秋无日昏”，写墨的色泽很明净，没有丝毫的昏暗和朦胧。“数寸”是说砚体不大。李之彦在《砚谱》里说：“惟斧柯山出者，大不过三四指。”正合“数寸”的说法。所以末句的“宽硕”，刚好与此相对。
“圆毫促点声静新”，是说笔蘸了墨以后变得圆润饱满，砚不伤笔毫，拿起笔来点画，纸上有轻微的细静清新的声音，而不是说砚有声音。这一句由墨写到笔，但还是归结到写砚的美。
以上对青花紫石砚的赞词已经足够了，但诗人意犹未尽，忽然来了一句“孔砚宽顽何足云”。“宽顽”这个词，有些版本作“宽硕”，其实用“宽硕”与上文的“数寸”对应得更好。孔子名丘，字仲尼，后人称他的出生地为尼山，好事的人取尼山石为砚，借以“尊圣”。然而尼山砚并不实用，徒有其名，所以李贺在诗的结尾处说“何足云”，与起句“端州石工巧如神”意思暗对。一起一结，表面上没有多少意义，实际上是有内在含义的。诗人心中的天平，称人称砚，都是有所轻重的。
这首诗通篇写砚：砚质，砚色，砚型，砚体，砚品，砚德。而砚的使用，又离不开墨、笔、纸，尤其是墨，所以写的时候也会涉及。它们虽然是作陪衬的，却衬托出了青花紫石砚的美。全诗一句接一句，一路不停，络绎而下，如同缨络垂下；字句精炼，语言跳跃，没有一处浪费笔墨，也没有一处用语晦涩的地方。如果不是十分熟悉砚中的学问，极难写出这种酣畅淋漓、妥切中肯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