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逢古老”这一首诗描写了老卒的凄凉境遇，令人同情。全诗言辞沉痛、悲哀、失望而无奈，似用边塞的血泪和成。不难想象，像这样的老卒不知有多少，长年戍边的艰辛可见一斑。
“汉家能用武”这一首诗反映了戍卒食用匮乏，投降的胡人却丰衣足食的情况，批判了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举措。全诗表达了诗人对戍卒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边境潜在危机的深深忧虑，言辞悲怆，感人肺腑。
在“边城十一月”这一首诗中，诗人坦言敌人的强大，颇具军事家的胸怀和才干，进而叹息，边境何日得宁，战士何日得归。在古代，中原地区统治者常以天朝上国自居，轻视周边少数民族，而诗中，诗人极有远见卓识地看到胡人的力量其实十分强大，有时甚至明显优于汉族军队。后来的元灭宋、清灭明，即印证了诗人的观点。诗人当时只是看到胡兵强于守军，因此边境堪忧，并未能见识到胡兵竟能践踏整个中原。但诗人不囿于成见，而能面对实际，正视问题，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提出问题，从这一点上，这是诗的价值可以说远远超出其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在文艺上的价值。
“幽州多骑射”这首诗称颂了守边戍卒的骁勇善战。全诗先总写幽州民俗的风貌，崇尚勇武；随即指出，他们不但善武而且乐于效力军前，保卫乡土，建立功勋。但诗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狩猎时的场面，不过这场面已够让人感到欣喜了。保家卫国从来不只是军队的事情，更需要有民众的参与，才能将侵略者掀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诗人目睹这一群生龙活虎、武艺高强的边疆健儿，对边境油然而生了几分安全感。
“黯黯长城外”这首诗描述了边塞战事纷纭的情况。在诗中，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痛地诉说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诗中的景物描写切合战斗实际，烘托出惨烈的战斗氛围，而这种景色又是战斗中独有的，因此写景即是写战争。在字里行间读者还可以感受到诗人面对这惨剧时难以遏制的悲愤心情。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此曲开头便以“弃微名去来心快哉”直陈主题。视功名为微名，体现了其不追名逐利的性格态度。“弃”是主动放弃，贯云石本是将门勋臣的后裔，年纪尚轻便仕途畅达，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他却选择了急流勇退，毅然辞官而去，这种与众不同的选择，自然比平常人的境界要高出一等。
接着，“一笑白云外”正是对“心快哉”的进一层阐释。此时，作者已摆脱了丑恶官场，身处“白云外”，即回归田园，乐享自然之趣。这对于热爱自由的贯云石而言，的确值得放声“一笑”。这五个字承接上文，语气短促，畅快淋漓。
“知音三五人”句中隐含了作者辞官后南游路上与志同道合之人相遇相知之事，其中包括他在梁山泊与渔翁吟诗夜话，在普陀山同诗僧鲁山共赋美景，与各路知音诗酒唱和。摆脱世俗桎梏，回归本性，又兼有好友相伴，自然生起“痛饮何妨碍”的豪兴。这几句描写环环相扣，意境浑成，充分展现了作者的自在与痛快。而最后一句“醉袍袖舞嫌天地窄”夸张而不张扬，体现了作者率真自然、豪迈奔放的性情。这种酒后流露真性情的描写，更显出作者对自由的追求。
这首散曲贯穿着不羁奔放之情，笔调率真，性情豪放，生动展现了作者蔑视功名、豪放不羁的形象。
此诗前两句描绘出一幅诗人百无聊赖、岁晚迟暮的心境，直逼出“寂寞”二字，为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作铺垫。颔联是写七兄的寂寞无聊，诗人由自己的寂寞，推及到七兄，表现了对七兄的体贴和关怀。颈联想象七兄出使路上的情景：水陆兼程，日夜赶路，凄寒孤独。思虑七兄，慰问舟车之苦，正体现了诗人对七兄的深情。尾联借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之典，写出了对七兄的叮嘱，表现了对七兄的无限关切之情，语淡而情深。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
律诗起句尤难，“或对景兴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题起。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杨载《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但作者却只从眼前心境说起，淡到几乎漫不经意：“无事乌程县，蹉跎岁月余。”既非兴比，又非引事，甚至未点题，更谈不上“突兀高远”，发唱惊挺了。但“无事”加之“蹉跎”，自能写出百无聊赖的心境，“岁月余”三字除写时令（岁晚），还兼带些迟暮之感。两句直逼出“寂寞”二字，对开启后文相思之意，也算得是很好的导入。
颔联点出“寂寞”，却又不是在说自家了。“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不道自家寂寞清苦，反从七兄方面作想，为他的寂寞而耽忧，是何等体贴，何等多情呢。其实，自己的寂寞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里写法又是推己及人，情味隽永。对于前一联，承接自然，同时仍是漫不经意，连对仗都不讲求，可谓不事雕琢，“不求深远”。诗写至此，很象一篇五古的开头，其徐缓的节奏，固然有助于渲染寂寞无聊的气氛，以传相思深情。但对律诗来说，毕竟篇幅及半，进一步发展诗情的余地不多。
颈联一出，上述担心似乎是完全不必要的。高仲武赞云：“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这两句想象七兄行程，上句写水程，水“远”舟“浮”，亦即“孤帆远影碧空尽”也，当是作者回忆或想象中目送七兄征帆的情景。汉代曾以“蓬莱”（神山，传说仙府秘籍多藏于此）譬“芸阁”，故此称七兄所乘舟为“仙棹”，这样写来，景中又含一层向往之情。下句写陆程，写“星”曰“寒”，则兼有披星戴月、旅途苦辛等意；“使车”惟“寒星”相伴，更形其寂寞，惹人思念。以“寒星”、“远水”来概述旅途风光，写景简淡而意象高远。由于前四句全是情语，难免会有空疏之感，此联则入景，恰好补救。其对仗天然工致，既能与前文协调，又能以格律相约制，使全篇给人散而不散的感觉。所以二句之妙，又不止境佳而已。
从乌程出发，沿江溯行，须经过雷池（在今安徽望江县）。雷池一称大雷。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秋，诗人鲍照受临川王征召，由建业赴江州途经此地，写下了著名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照妹鲍令晖是女诗人，兄妹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所以他特将旅途所经所见山川风物精心描绘给她，兼有告慰远思之意。
此诗结尾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个典故，而使诗意大大丰富。“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由于这样的“提示”，便使读者从蹉跎岁余、远水仙棹、寒星使车的吟咏联想到那名篇中关于岁暮旅途的描写：“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登大雷岸与妹书》）从而，更能具体深切地体会到“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的淡语中，原来包含深厚的骨肉关切之情。女诗人以令晖自况，借大雷岸作书事，寄兄妹相思之情，用典既精切又自然。
“莫忘寄书”的告语，形出己之不能忘情；盼寄书言“几行”，意重而言轻。凡此种种，都使这个结尾既富于含蕴，又保持开篇就有的不刻意求深、“于有意无意得之”的风韵。
这首诗作法不同于五律通常之例。它自不经意写来，初似散缓，中幅以后，忽入佳境，有愁思之意，而无危苦之词；至曲终奏雅，韵味无穷，堪称律诗中别具风格的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