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首诗刻画了帝都金陵（今南京）的富丽繁华和心系功名的进取精神，既是一曲颂歌，也是一幅壮丽的图画。不管是何种情感意趣，都可以借山川景物来表现，而且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造境宏伟高敞，措笔秀丽工整，语言清鲜流丽，反映出了青年谢朓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和非同寻常的艺术功力。
青年诗人以“颂藩德”为由头，满怀激昂的政治热情和积极的功名事业心，纵笔描绘金陵帝都的富丽堂皇和繁荣昌盛，气势轩敞，格调高昂，雅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总揽形势，虚笔入篇。“江南”句言地理形势，“金陵”句言历史变迁。当时扬州，辖有江南广大土地，山川秀丽，物产富饶，统称江南。金陵即今南京市，为春秋时楚武王所置。秦始皇时，即有望气者称“金陵有王者之气”。而从三国孙吴到南朝萧齐，也有四朝建都于此。可见金陵作为帝王之州，历史悠久。所以，诗人饱含激情，热烈赞颂当朝都城坐落在风光秀丽的江南佳丽之地，具有辉煌而悠久的帝都历史。这两句，一从空间横面着墨，描绘都城建业的地理形势；一从时空纵面措笔，概览金陵帝都历史迁延，笔触间闪烁着显赫、辉煌的气派，富于气势。
中间三联承“帝王州”写来，具体描绘当今“帝王州”的形势。诗人特别注重视角的变化。沿巍峨帝都顺势望去，但见城墙环绕着蜿蜒曲折的护城河，绿波荡漾，风光旖旎；抬头远眺，又见层层高楼，鳞次栉比，在日光照耀之下，显得灿烂辉煌。这是二联，是写远眺。三联则取近观。驰道，天子所行之道，常人不可步入。驰道两旁，矗立着威仪棣棣的皇宫高院，甍宇齐飞，舛互迢递，一望无际。
随着视野的延伸，驰道越远越窄，渐渐被飞甍合成一片，所以猛然看去。好像是“夹”住了驰道一样。一个“夹”字，以主观感受状写客观物象，写出了境界。所以，“垂杨荫御沟”完全是实写。杨柳婆娑，婀娜多姿，茂茂密密长满了御沟两旁。
总起来看这四句，诗人应着视角的变换，层次分明地写出了帝都的形象。“逶迤带绿水”、“飞甍夹驰道”以河水的蜿蜒曲折和道路的绵绵延伸，挖掘出诗境的远近纵深感；“迢递起朱楼”、“垂杨荫御沟”以高楼的嵯峨入云和杨柳的婀娜多姿，拓展出诗境的上下层次感。同时，还注重色彩的描绘，绿水朱楼，红绿相映；琉璃飞甍，葱葱杨柳，青黄相间，五色缤纷，气象非凡。这祥写来，诗境便显得阔大、气派，富于色彩。静景的描绘而能臻于此境，堪称高妙。但诗人并不满足。他似乎觉察到了静态刻画容易流于呆板单调的不足，所以再紧跟“凝笳”二句，以驷马飞驰，车盖摩云，极写道路的繁华；又以华輈画舫，从容优游，极写河流的胜景，运动物于静景，景境全活。而且，车驰舟驶，声鼓动地（笳声徐引谓之“凝”，轻鼓小击谓之“叠”），更加突出了场景的繁华、壮观。皇京帝都的辉煌气派，渲染至极。
最后一联收束全篇。古人旧例，功成名就，登台受赏。所以最后诗人出此豪言为祝颂。从帝都的富丽、繁华中，他没有想到醉生梦死，而是心心系念着功名事业。“功名良可收”，虽是对幕主的预祝，但也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入朝曲》在乐府诗中属《鼓吹曲辞》。而《鼓吹曲辞》多为军中歌乐和宫廷宴乐，歌功颂德，鲜有佳品。谢朓此诗写帝京气象，虽不出“颂藩德”樊篱，格调却非同一般。气势高敞，语言鲜丽，对句工整。反映了青年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文选》卷二十八“乐府”中，在十首《鼓吹曲》中仅选此一篇，可说是很具慧眼的。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这首诗虽以“梦”为题，却不同于一般的纪梦诗。以“梦回”衬托幻境旋灭，极言异乡漂泊之苦。
“梦回荒馆月笼秋”，交代了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异乡之客舍，梦醒后的环境是一轮清冷的秋月笼罩着荒凉的客舍，极言异乡漂泊的孤寂和凄苦。此时四野寂静，唯有两种声音传入耳中，引起诗人诸多感慨。
“何处砧声唤客愁”，远处传来阵阵的捣衣声，牵动着游子的思绪。俗语云：“寒士悲秋”。作为亡国遗民和他乡游子，国破家亡，已是愁肠九结，又值秋夜，更添愁绪，恰在此时又听到这捣衣声，更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愁绪倍增。此“愁”也就不只是一般的秋思和乡愁，而是更蕴涵着家国沦亡的沧桑之感。
“深夜无风莲叶响，水寒更有未眠鸥。”这是诗人梦醒后听到的第二种声音。这两句诗自身是一种因果关系，“深夜无风”而“莲叶响”的原因，是因为有“未眠鸥”在枯荷中辗转。从字面上看，这二句是写景，而实则是诗人以“未眠鸥”自喻，写自己的愁肠百结，辗转反侧。鸥鸟在秋夜寒水中不能安然入眠，正是自己在冷寂的馆舍难以入睡。不言而喻，诗人在“未眠鸥”身上寄托了难于明言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这两句诗全都是描写景物的语言，但字里行间渗透出的是作者的感情。景中有情，情寓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