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先说自己老了：“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这两句写老相写得好，特别是后一句说自己肌肤松弛也不再丰满了，这话少见有人道出。后面是写儿子不中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总写一笔五个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下面分写：“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而懒惰无比。“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阿宣是老二，行将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这里语意双关，到了“志学”的年龄而不志于学。“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雍、端两个孩子都十三岁了，但不识数，六与七都数不过来。“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通子是老五，快九岁了，只知贪吃，不知其它。“垂”与前“行”义同，都是将近的意思。“但觅梨与栗”这里用了“孔融让梨”的典故。《后汉书·孔融传》注引孔融家传，谓孔融四岁时就知让梨。而阿通九岁了却是如此，可见蠢笨。作者将儿子一一数落了一番后，感到很失望，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这两句意思是：假若天意真给了他这些不肖子，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

　　这首诗写得很有趣。关于它的用意，后代的两个大诗人有很不相同的理解。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黄庭坚。杜甫的意见是认为《责子》此诗是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而黄庭坚予以否认。诗题为“责子”，诗中确实有对诸子责备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诗及《与子俨等疏》，对诸子为学、为人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陶渊明虽弃绝仕途，但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脱离文明、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还有种种常人之情，对子女成器与否的挂虑，就是常情之一。杜甫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此诗的。但是，杜甫的理解又未免太认真、太着实了些。批评是有的，但诗的语句是诙谐的，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在教训，而是出以戏谑之笔，又显出一种慈祥、爱怜的神情。可以说，儿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在叙说中又采用了一些有趣的修辞手法，体现出作者下笔时的那种又好气、又好笑的心情。这是带着笑意的批评，是老人的舐犊情深。这样看来，黄庭坚的体会又是颇为精妙的。

　　用诗来描写儿女情态，首见左思《娇女诗》，唐代不少诗人都写有这方面作品，陶渊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对诗歌题材的扩大及日常化是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的。

　　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给人造成一种压抑之感；“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这首诗的开头，名为咏鞭，实则咏人。壁州竹鞭虽然名贵，但赠鞭者如果不是“美人”的话，恐怕诗人是不会估之以双金之价的。刘禹锡对元稹不畏权阉的精神是欣赏的、佩服的。他赠给元稹文石枕，称赞元稹“文章似锦气如虹”，就是把元稹誉为“文石”，赞扬了他的这种精神。在这首诗中，诗人直接誉元稹为“美人”，其赞扬之情是凝之笔端，跃然纸上的。这两句按照一般酬唱之作先要赞誉对方的俗套来写的。但诗人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以碧玉般的壁州竹鞭的无比名贵，暗示赠鞭者品格的高尚，因而不落窠臼。

　　接着，目睹竹鞭而展开联想，写出了制鞭之竹在“巴山冰雪”中傲然挺立的景象。然而，这绝不是单纯地为写竹而写竹，而是以竹喻人。这幅“翠竹傲寒图”恰是元稹傲对阉竖，宁折不弯的形象写照。翠竹不惧巴山的深深冰雪，元稹不畏权宦的赫赫淫威，都是宝贵的。诗人对壁州鞭浑身是节，遍体露青赞不绝口，称赞它节节都标志着正直不阿的品格，处处都显示了岁寒不凋的意志。诗人巧妙地运用“竹节”之“节”与“节操”之“节”同字同声，把鞭与人自然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赞扬了元稹的贞操亮节和不畏强暴的品格。

　　末尾“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是针对元稹诗中所说“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朝在此年”而写的。刘禹锡对元稹“归朝在此年”的提法表示怀疑，提出了“何时策马同归去”的疑问。诗人表示愿和元稹一同归去，望着扶疏的关树，轻敲金镫，朗吟新什。这表达了他们希望结束贬谪生活的共同心愿。这两句谈论的是何时归去的问题，和咏鞭没有什么联系。可是诗人由“归去”这个动作派生出“策马”、“敲镫”两个动作，并把这些动作写进诗句之中，就使这两句和全诗咏鞭的内容紧密结合，浑然而为一体了。

　　这首诗通过咏写竹鞭，称誉对方的品格，也表明自己的节操。作者巧妙地把咏鞭、写人、喻己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浑然而为一体。全诗感情真挚深沉，启、承、转、合的脉络清晰。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古人登楼、登高，每多感慨。王粲登楼，怀念故土。杜甫登楼，感慨“万方多难”。许浑登咸阳城西楼有“一上高城万里愁”之叹。李商隐登安定城楼，有“欲回天地入扁舟”之感。尽管各个时代的诗人遭际不同，所感各异，然而登楼抒感则是一致的。

　　这首词一开始即写登楼所见。在词人眼前展开的是无边秋色，万里夕阳。秋天是冷落萧条的季节。宋玉在《九辩》中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在《登高》中也说：“万里悲秋常作客。”所以古人说“秋士多悲”。当离乡背井，作客金陵的朱敦儒独自一人登上金陵城楼，纵目远眺，看到这一片萧条零落的秋景，悲秋之感自不免油然而生。又值黄昏日暮之时，万里大地都笼罩在恹恹的夕阳中。“垂地”，说明正值日薄西山，余晖黯淡，大地很快就要被淹没在苍茫的暮色中了。这种景物描写带有很浓厚的主观色彩。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朱敦儒就是带着浓厚的国亡家破的伤感情绪来看眼前景色的。他用象征手法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南宋的国事亦如词人眼前的暮景，也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衰亡。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

　　下片忽由写景转到直言国事，似太突然。其实不然。上片既已用象征手法暗喻国事，则上下两片暗线关连，意脉不露，不是突然转折，而是自然衔接。“簪缨”，是指贵族官僚们的帽饰。簪用来连结头发和帽子；缨是帽带。此处代指贵族和士大夫。中原沦陷，北宋的世家贵族纷纷逃散。这是又一次的“衣冠南渡”。“几时收？”这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种“中原乱，簪缨散”的局面何时才能结束呢？表现了作者渴望早日恢复中原，还于旧都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对朝廷苟安旦夕，不图恢复的愤慨和抗议。

　　结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悲风，当然也是作者的主观感受。风，本身无所谓悲，而是词人主观心情上悲，感到风也是悲的了。风悲、景悲、人悲，不禁潸然泪下。这不只是悲秋之泪，更重要的是忧国之泪。作者要倩悲风吹泪到扬州去，扬州是抗金的前线重镇，国防要地，这表现了词人对前线战事的关切。

　　全词由登楼入题，从写景到抒情，表现了词人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深厚的爱国精神，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