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仙人居，梅溽难从容。
洪仙下瀛洲，一笑除蒿蓬。
创阁俯江海，重檐焕云空。
排衙碧嶙峋，烟霞透玲珑。
遥岑与绝壁，但觉开青红。
爱之榜佳名，坐见群山工。
万叠烘晓日，六幕泛景风。
时时与宾僚，醉酌黄金钟。
请凭十二栏，更赋烟雨中。
不有仙人居，梅溽难从容。
洪仙下瀛洲，一笑除蒿蓬。
创阁俯江海，重檐焕云空。
排衙碧嶙峋，烟霞透玲珑。
遥岑与绝壁，但觉开青红。
爱之榜佳名，坐见群山工。
万叠烘晓日，六幕泛景风。
时时与宾僚，醉酌黄金钟。
请凭十二栏，更赋烟雨中。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是渔父的生活环境。“家在钓台西住”，这里借用了严光不应汉光武的征召，独自披羊裘钓于浙江的富春江上的典故。以此来喻渔父的心情近似严光。上片结句说，渔父虽以卖鱼为生，但是他远远地避开争利的市场。卖鱼还生怕走近城门，当然就更不肯向红尘深处追逐名利了。以此来表现渔父并不热衷于追逐名利，只求悠闲、自在。
下片头三句写渔父在潮生时出去打鱼，在潮平时系缆，在潮落时归家。生活规律和自然规律相适应，并无分外之求，不象世俗中人那样沽名钓誉，利令智昏。最后两句承上片“钓台”两句，说严光还不免有求名之心，这从他披羊裘垂钓上可看出来。宋人有一首咏严光的诗说：“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也是说严光虽拒绝光武征召，但还有求名心。陆游因此觉得：“无名”的“渔父”比严光还要清高。
这词上下片的章法相同，每片都是头三句写生活，后两句写心情，但深浅不同。上片结尾说自己心情近似严光，下片结尾却把严光也否定了。文人词中写渔父最早、最著名的是张志和的《渔父》，后人仿作的很多，但是有些文人的渔父词，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代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很不真实。
陆游这首词，论思想内容，可以说在张志和等诸人之上。显而易见，这词是讽刺当时那些被名牵利绊的俗人的。读者不可错会他的写作意图，简单地认为它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作品。
陆游另有一首《鹊桥仙》词：“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候，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逢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也是写渔父的。它上片所写的大概是他四十八岁那一年在汉中的军旅生活。而这首词可能是作者在王炎幕府经略中原事业夭折以后，回到山阴故乡时作的。两首词同调、同韵，都是写他自己晚年英雄失志的感慨，决不是张志和《渔父》那种恬淡、闲适的隐士心情。读这首词时，应该注意他这个创作背景和创作心情。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上片写瑞香花埋怨曹子方误将丁香花名己，而感到委屈，下笔奇兀，引人入胜：“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珍贵的瑞香花被说成寻常的“紫丁香”，不仅抱怨甚至哭泣，可见事关重大，这就暗喻出瑞香花的不同凡响。“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凭。”词人自己也站出来为珍贵的瑞香花鸣不平，甚至直批友人的错误。这是延续了司马相如错把芦橘产生在陕西的谬误。文字全用议论，但却带着袒护瑞香花的浓厚情感写出，诚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所说：“议论须带情韵以行”，于是，理念浸透了审美情感，令人毫不感到枯燥乏味，反觉自然流转，淡中有味。
下片反转为友人辩护，章法变新，相反相成，顿成奇趣：“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裱。怕见此花撩动。”接着，词人又为友人解围，替他寻找一时误解的原因。全词自批自答，既指出了曹子方的错误，又为之打出圆场，表现了词人与曹子方的友谊深厚，亲密无间。
此词在颂扬瑞香花之珍贵，却从友人曹子方误称其“紫丁香”写起，从侧面落笔，效果尤见显著。全词直抒胸臆，平易真切，笔法跌宕，体物寄意，可谓素描本色。
这首词题目点明遇旧有感。旧时的恋人对他仍然非常倾心，但星移斗转，世事多变，自己已很难接受这分情意。梅村对自己无情谴责，正好反衬他内心对这一女子的爱。情词一般都写得艳丽，梅村词却凄怆怨悔，这是他身世所决定的。
词上片落笔于眼前的卞玉京， 下片抒发“此生终负卿卿”的歉疚之情，凄丽缠绵，异常沉痛。
开端“落拓”句紧扣题目。梅村少年得意，二十三岁进士及第，不久即卷入党争，几遭杀身之祸。明王朝覆灭后，应召仕清，出于无奈，给他精神上以极大的折磨，以病乞归后不再复仕。“落拓江湖常载酒”是他对脱离官场后的生活概括。增加了词中潦倒，伤感的气氛，用词情景交融，文情并茂，使他们的这次重逢和分别显得更为痛苦，悲伤和凄凉。
“十年重见云英”一句表达了作者和卞玉京久别重逢时丰富复杂的感情。以仙女云英来比喻卞玉京，说明她在作者心目中地位的崇高；又以“掌中轻”这一典故来形容卞玉京，显示她依然轻盈、俏丽。作者用词凝炼、含蓄，富于感情色彩。
“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那是因为她对生活充满希望，坚信情人会把她从火坑中解救出来。等了十年，一旦相见，毫无半句怨言。相反，“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描绘她见面后，便以最赤诚的方式把爱献给恋人。这女子的真诚与热烈，使词人感到内疚。此乃一铢千斤之法，表面上轻松，实际上感情的负重更加沉重。
“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可以想见他被内心痛苦折磨得憔悴不堪，已无心思谈情说爱或另建家室。如今面对等了他十年的痴情女子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感到内疚。看到自己的恋人不得不继续忍受灵魂的蹂躏，心中更不是滋昧呢。此处，词写的哀怨超脱。
“姑苏城上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这结尾表面写景，实则写情，抒发词人内心的痛苦以及对“云英”的同情和怜悯。整首词倾注梅村真诚的感情，又弥漫着悲凉的气氛。词人见到“云英”由喜到悲，“云英”见到词人由笑到哭，对照强烈，层次分明。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