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别怀人之作。
上片写关外的初春景色。前三句写冬去春来的万物刚刚复苏,小雨收敛了寒气,斜阳逗弄着晚睛,春意盎然。“薄雨”、“斜照”表现出初春的暖意融融,一个“收”字、一个“弄”字精当巧妙地描绘出了日暮天晴之景,其中“弄”字则运用拟人的手法,把春景写活,更显得生动活泼。“薄雨”二句以薄雨、斜照之意象组合成一幅北国早春雨后斜阳、春意空阔之境,寒、空二字透露出词人冷落、孤寂的心情。“春意空阔”用字简洁,缔领下文的近景和远景描写。“长亭”以下几句具体描写关外的景色。柳色微黄,才露新芽。不知有哪一位送别的人,傍着马阔将它攀折下来。古有折柳赠别之意,在这里表现出思归的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踏上归途了。在欲归未归之际,不禁遥想起,当初出关时也正是现在这个时候。烟雾艨胧,一片苍茫,在黄昏的暮色下,一群大雁正披着夕阳的余辉归来了。写雁寄情。雁归也象征着人的归心似箭。“烟横”三句承“春意空阔”而下,写词人远望暮霭烟云横空弥漫于长河水际,几点归鸦映带其间,更具象地展现出北国早春的荒野和苍茫,词人羁宦飘泊的寂寞感潜蕴于景中。“平沙消尽龙沙雪”一句再次点明人所处的特殊的地域环境边塞,也交代了前文所见所感的动因。
下片是追忆当年出关之时的情景和抒发如今离愁的情怀。“将发”紧承“犹记”,引出当年饯别宴的场景。“画楼”三句写别时情态,而又透露出无限悔恨之情。酒楼里酒香扑鼻,喝着美酒,听着伊人唱着动听的歌曲为自己送行,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她。“轻”字着意表现出作者当年的年轻稚气。未曾尝过人间悲欢离合之苦,如今才深深地感悟到。尤其是一年又一年之后,音信踪迹全无更加深了这种悔恨。这两句语浅情深,道出别后相思与相思而不能得的凄苦。在思、悔、愁中不禁感叹,“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这三句更进一步,继苦写愁,阔以一个问句引出诗人别后之“愁”,继写雨后的芭蕉与丁香,明是写景,实是写情,以景衬情,绘出愁之深,愁之切。“新”字说明愁苦不断,双方的愁思伴随着时间愈结愈深,就像“芭蕉不展丁香结”一般。如何也解不开这思念与忧愁。最后两句直接抒情,表达作者的愁苦之境,只能独自在天涯望断愁肠,双方都对着风月伤神。下片开始四句紧承上阕结尾,回顾临别情事,虽一刹轻易别去,而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中以“回首”二句略提别后景况,最足牵人情思。欲知三句所写新愁之状,“芭蕉”句乃取用李商隐《代赠》一首成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甚为自然合贴,且预示结尾二句意。结尾二句则绾合彼此双方,以见两情之未了。全词都笼罩着哀愁的气氛。
全词由写现在的归心似箭,到追忆过去的轻易离别,又回到眼前的思念苦痛,结构精巧,笔势连贯流畅,“愁情”贯穿于始终。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薄雨收敛寒气斜阳拨开天晴,天地间到处洋溢着春的气息。十里长亭路边的柳树已嫩黄,不知何人倚马折柳以送行?春天河水漫漫流淌烟霭漫空,映带着远天的几点归来的鸿雁,广阔的荒塞上春雪完全消融。还记得出关时也是这样情景。
出发前你在画楼为我饯行时,你流着泪为我唱哀怨的歌声,没有想到竟然这样轻易离别。回首往事已经一年音信全无,你要知道我心里有多少新愁?就像芭蕉卷曲丁香打结重重。又是如同远隔天涯一样憔悴,两地苦相思空对风清和月明。
注释
薄雨:小雨。
空阔:广阔。
平沙:塞外沙漠之地。
出关:出塞。关,此指河北临城,古代为北去的关口之一。
恰如:恰恰是。
画楼:有彩绘装饰的华丽楼阁。
芳酒:美酒。
红泪:原指泣尽而继之以血。此处指和着胭脂的泪水。
经年:经历很多岁月,形容时间很长。
杳杳:形容遥远。
音尘:音信,消息。
方寸:喻心。
丁香结:丁香的花蕾。唐、宋诗词中多用以喻愁思纠结。
厌厌:通“恹恹”,忧愁苦闷的样子。
风月:风和月,泛指景色。
这是一首伤别怀人之作。
上片写关外的初春景色。前三句写冬去春来的万物刚刚复苏,小雨收敛了寒气,斜阳逗弄着晚睛,春意盎然。“薄雨”、“斜照”表现出初春的暖意融融,一个“收”字、一个“弄”字精当巧妙地描绘出了日暮天晴之景,其中“弄”字则运用拟人的手法,把春景写活,更显得生动活泼。“薄雨”二句以薄雨、斜照之意象组合成一幅北国早春雨后斜阳、春意空阔之境,寒、空二字透露出词人冷落、孤寂的心情。“春意空阔”用字简洁,缔领下文的近景和远景描写。“长亭”以下几句具体描写关外的景色。柳色微黄,才露新芽。不知有哪一位送别的人,傍着马先将它攀折下来。古有折柳赠别之意,在这里表现出思归的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踏上归途了。在欲归未归之际,不禁遥想起,当初出关时也正是现在这个时候。烟雾艨胧,一片苍茫,在黄昏的暮色下,一群大雁正披着夕阳的余辉归来了。写雁寄情。雁归也象征着人的归心似箭。“烟横”三句承“春意空阔”而下,写词人远望暮霭烟云横空弥漫于长河水际,几点归鸦映带其间,更具象地展现出北国早春的荒野和苍茫,词人羁宦飘泊的寂寞感潜蕴于景中。“平沙消尽龙沙雪”一句再次点明人所处的特殊的地域环境边塞,也交代了前文所见所感的动因。
下片是追忆当年出关之时的情景和抒发如今离愁的情怀。“将发”紧承“犹记”,引出当年饯别宴的场景。“画楼”三句写别时情态,而又透露出无限悔恨之情。酒楼里酒香扑鼻,喝着美酒,听着伊人唱着动听的歌曲为自己送行,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她。“轻”字着意表现出作者当年的年轻稚气。未曾尝过人间悲欢离合之苦,如今才深深地感悟到。尤其是一年又一年之后,音信踪迹全无更加深了这种悔恨。这两句语浅情深,道出别后相思与相思而不能得的凄苦。在思、悔、愁中不禁感叹,“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这三句更进一步,继苦写愁,先以一个问句引出诗人别后之“愁”,继写雨后的芭蕉与丁香,明是写景,实是写情,以景衬情,绘出愁之深,愁之切。“新”字说明愁苦不断,双方的愁思伴随着时间愈结愈深,就像“芭蕉不展丁香结”一般。如何也解不开这思念与忧愁。最后两句直接抒情,表达作者的愁苦之境,只能独自在天涯望断愁肠,双方都对着风月伤神。下片开始四句紧承上阕结尾,回顾临别情事,虽一刹轻易别去,而往事历历,记忆犹新。中以“回首”二句略提别后景况,最足牵人情思。欲知三句所写新愁之状,“芭蕉”句乃取用李商隐《代赠》一首成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甚为自然合贴,且预示结尾二句意。结尾二句则绾合彼此双方,以见两情之未了。全词都笼罩着哀愁的气氛。
全词由写现在的归心似箭,到追忆过去的轻易离别,又回到眼前的思念苦痛,结构精巧,笔势连贯流畅,“愁情”贯穿于始终。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贺铸爱一美女,离别日久,美女寄一诗传情,贺铸得诗,感而作《石州慢》词。这首词大约作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至熙宁十年(1077)离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出监赵州临城县(今河北临城)酒税时。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两句分点“苏武”与“庙”。第一句着笔就写苏武突然见到汉使,得知他已经获释可以回国时悲喜交加的激动心情。汉昭帝时,匈奴与汉和亲。汉使到匈奴后,得知苏武尚在,乃诈称汉朝皇帝射雁上林苑,得苏武系在雁足上的帛书,知武在某泽中,匈奴方才承认,并遣武回国。首句是想象苏武初次会见汉使时的情景。苏武在异域渡过漫长岁月,历尽艰辛,骤然见到来自汉朝的使者,表现出极为强烈、激动、复杂的感情。这里有辛酸的追忆,有意外的惊愕,悲喜交加,感慨无穷,种种情绪,一时奔集,难以言状,难以禁受。诗人以“魂销”二字概括,笔墨精炼,真切传神,“魂销”二字栩栩如生地描绘出苏武当时内心与外在的的的非常情态,深刻地显示出其思国若渴的爱国精神,这句是苏武生前事迹的一个特写镜头。第二句由人到庙,由古及今,描绘眼前苏武庙景物。“古祠高树”,写出苏武庙苍古肃穆,渲染出浓郁的历史气氛,写苏武庙中的建筑与古树本是无知物,它们都不知道苏武生前所历尽的千辛万苦,更不了解苏武坚贞不屈的价值,寄寓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感叹。透露出诗人崇敬追思之情。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茫然即渺然久远之意。古祠高树两茫然,是说祠和树都年代杳远。这就为三、四两句转入对苏武当年生活的追思缅想创造了条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描绘的是两幅画,是用逆挽法来追忆苏武生前的苦节壮举,怀念苏武崇高的爱国精神。上一幅是望雁思归图。在寂静的夜晚,天空中高悬着一轮带有异域情调的明月。望着大雁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又向南方飞去,一直到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南天的云彩中。这幅图画,形象地表现了苏武在音讯隔绝的漫长岁月中对故国的深长思念和欲归不得的深刻痛苦,不仅叙出了苏武被流放北海时与国音讯断绝的史实,而且表现出苏武只要一息尚存就念念不忘故园,每天希望鸿雁传书于国、直盼到月上中天的爱国忠心。这句主要写苏武思国的心境。下一幅是荒塞归牧图。在昏暗的傍晚,放眼远望,只见笼罩在一片荒烟中的连天塞草,和丘陇上归来的羊群,主要写他胡地牧羊时环境的艰辛、荒凉,表现出贫贱不能移其爱国之志的胸怀。这幅图画,形象地展示了苏武牧羊绝塞的单调、孤寂生活,概括了幽禁匈奴十九年的日日夜夜,环境、经历、心情相互交触,浑然一体。颔联两句是从广阔的空间角度来写苏武留胡时内心与外在动态、环境。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两句写苏武“回日”所见所感,从相隔迢遥的时间的角度上写苏武出使和归国前后的人事变换。第一句句说苏武十九年后归国时,往日的楼台殿阁虽然依旧,但武帝早已逝去,当日的“甲帐”也不复存在,流露出一种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的感慨,隐含着对武帝的追思。史载苏武“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李陵《答苏武书》中也有“丁年(壮年)奉使,皓首而归”之句。第二句说回想当年戴冠佩剑,奉命出使的时候,苏武还正当壮盛之年。“甲帐”、“丁年”巧对,向为诗评家所称。此联先说“回日”,后述“去时”,诗评家称之为“逆挽法”,认为可以“化板滞为跳脱”(沈德潜《唐诗别裁》)。其实,由“回日”忆及“去时”,以“去时”反衬“回日”,更增感慨。苏武出使是汉武帝为之赐节饯行,他自己那时也正在壮年,可是归汉之“回日”,汉室江山虽然依旧,然而人事却迥然有异于前了,这里面包含了极其深沉的感。“回日”句是写朝廷人事的变更,“去时”暗示了苏武个人生命历程的转换,两句通过对时间转换的形象描绘,显示了苏武留胡时间之长,读者从此也可以想象到十九年中苏武所经受的磨难之多。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两句集中抒写苏武归国后对武帝的追悼。汉宣帝赐苏武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武帝已经长眠茂陵,再也见不到完节归来的苏武封侯受爵了,苏武只能空自面对秋天的流水哭吊已经逝去的先皇。史载李陵劝降时,苏武曾说:“武父子之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回国后,昭帝“诏武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这种故君之思,是融忠君与爱国为一体的感情。最后一笔,把一个带着历史局限的爱国志士的形象,更真实感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晚唐国势衰颓,民族矛盾尖锐。表彰民族气节,歌颂忠贞不屈,心向故国,是时代的需要。杜牧《河湟》诗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温庭筠这首诗,正塑造了一位“白发丹心”的汉臣形象。
这首诗意境很像唐代诗人常建的另一首诗:“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落第长安》)两首诗不但字句相似,声韵相近,连那羁旅长安、有家难回的心情也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诗的意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又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常建写的是一个落第的举子羁留帝京的心情,具体情事交代得过于落实、真切,使诗情受到一些局限。比较而言,倒是这位无名诗人的“杂诗”,手法高妙,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旧山虽在不关身”,也就是“家园好在尚留秦”。常诗既说到“长安”又说“留秦”,不免有重复之累;此诗说“不关身”也是因“留秦”之故,却多表现了某种遗憾的意味,用字洗炼。
“且向长安过暮春”与“且向长安过一春”,意思差不多,都是有家难归。常诗却把那原委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对家园的思念反而表现不多,使人感到他的心情主要集中在落第后的沮丧;这首《杂诗》作法正好相对。诗人抛开了那切实的具体情事,而把篇幅让给那种较空灵的思想情绪的刻画。
“一树梨花一溪月。”那是旧山的景色、故乡的花。故乡的梨花,虽然没有娇娆富贵之态,却朴实亲切,在饱经世态炎凉者的心目中会得到不同寻常的珍视。虽然只是“一树”,却幽雅高洁,具备一种静美。尤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潺湲小溪的伴奏之中,那一树梨花简直像缥缈的仙子一样可爱。三句不仅意象美,同时形式美 。“一树梨花”与“一溪月”的句中 排比,形成往复回环的节律,对表达一种回肠荡气的依恋怀缅之情有积极作用 。从修辞角度看 ,写月用“一溪”,比用“一轮”更为新奇,它不但同时写到溪水 ,有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且把不可揽结的月色,写得如捧手可掬,非常生动。
这里所写的美景,只是游子对旧山片断的记忆,而非现实身历之境。眼下又是暮春时节,旧山的梨花怕又开了吧,她沐浴着月光,静听溪水潺溪,就像亭亭玉立的仙子。然而这一切都“虽在不关身”了。“不知今夜属何人?”总之,是不属于“我”了。这是非常苦涩难受的心情。花月本无情,诗人却从“无情翻出有情”。这种手法也为许多唐诗人喜用。苏頲的“可惜东园树,无人也著花”(《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岑参的“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都是著例。此诗后联与苏、岑句不同者,一是非写眼前景,乃是写想象回忆之境,境界较为空灵;一是不用陈述语气,而出以设问,有一唱三叹之音。
这首《杂诗》不涉及具体情事,但它所表现的情感,比常建诗更细微,更带普遍性,更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能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这恰如清人吴乔所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围炉诗话》)。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