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城下的道路,凄冷的风露,今人的耕田原是古人的坟墓。岸边滩头的白沙,连接着成片的蒙葭。昔日漫漫江河流水如今已成陆地,住满了人家。通往长安的大道,黄尘滚滚,烈日炎炎,疲倦的过客人无水饮马不料草。天下太平又变乱,函谷打开又闭关。千百年来怎见不到一人有空闲?
秦末时群雄纷争国家大扰,汉高祖刘邦把天下横扫。本以为世风转好,出了不慕荣华的商山四皓。谁知派一介使臣,送一封邀请书,他们就撕下伪装忙不迭地到侯门居住。只有高人名士才能真正领会酒的情趣,沉入醉乡睡到安稳宁静之处。活着放浪忘形,死后无需留名。谁说公子、处士胜过萧洒爱酒的刘伶。
注释
蒹葭:一种像芦苇的草。
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函关为战国秦之东方门户,时平则开,时乱则闭。
六国扰:指秦末复起之齐、楚、燕、韩,赵、魏。
三秦扫:指刘邦灭项羽,建立汉朝。
商山遗四老:又称“商山四皓”。西汉初立,他们四人隐居商山,不为汉臣。这四人是: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
单车:指使者。
“裂荷”句:芰荷制衣为高士之象征。接武:犹言接踵。武:足迹。曳长裙:指依附于王侯权贵,裾:衣服的前襟。
高流:指阮籍、陶渊明、刘伶、王绩等。
端:真。
刘伶:晋“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著称。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这首词是朱敦儒的晚年之作,全词表现了一种出尘旷达的悠闲境界。
“先生筇杖是生涯”,开头一语是全词意蕴的形象的总概括,“筇杖”,乃竹杖;“先生”,乃自谓。词人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以“筇杖生涯”进行涵盖,就表明他已无心于世事,完全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挑月更担花”写出了山野风情之美与身在山野的惬意。以竹筇挑月、担花既能令人想见他在花前月下悠然自得的神态,也可体味出词人吟风弄月的情趣。“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二句仍是承“筇杖”的意象进行生发,前句以“把住”筇杖作为眼前社会现实的象征,词人看透了世事的云翻雨覆,对它们‘已无所谓爱憎可言,后句把倚杖而行作为他对生活的向往,他所行之处烟霞缭绕,不啻是他理想生涯的寄托。词人在“筇杖”这一意象上该凝聚很多思想情感,寄寓了十分丰富的意蕴。
下阕仍承“竹筇”的意象进行放逸之情的抒发。“飘然携去”之句就是写他倚杖而行的处处踪迹,他携着它(筇杖)到“旗亭问酒”,到“萧寺寻茶”,一“寻”一“问”暗示词人生计的清寒,神情潇洒落拓。结尾二句尤为妙笔,词人比喻自己是一只飞止无定的黄鹂,性之所至不知会飞到谁家,朱教懦晚年犹如此风趣诙谐,以活泼小巧的黄鹂自喻,表现作者有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这是作者告老,隐居湖州弁山后写的作品。梦得随高宗南渡,陈战守之策,抗击金兵,深得高宗亲重。绍兴初,被起为江东安抚大使,曾两度出任建康知府(府治在今南京市),兼总四路漕计,以给馈饷,军用不乏,诸将得悉力以战,阻截金兵向江南进攻。高宗听信奸相秦桧,向金屈膝求和,抗金名将岳飞、张宪被冤杀,主战派受到迫害,梦得被调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府,使他远离长江前线,无所作为,他于1144年被迫上疏告老,隐退山野。眼看强敌压境,边马悲鸣,痛感流年轻度,白发徒增,很想东山再起,歼灭敌军,但却已经力不从心,思欲效法前贤谢安而不可得了。因写此词,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慨和对时局的忧虑。
上片起首四句先写晚年生活的环境和乐趣。秋色已深,菊花开放,霜降来临,词人所住的房子掩映在花木深处,小路盘山蜿蜒而上。这是一幅山居图景,清丽而幽静。下面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自己生活的乐趣:若问我为什么就白白地看着那风月流逝,毫不顾及双鬓已经斑白?我会回答是因为留恋如沧海般辽阔美丽的太湖,它映出了青天云霞,明媚绚烂。
下片写自己的生活和老来的怀抱。飘泊了一生,足迹遍于天涯,现在回到家里,扫净已荒芜的道路,那松竹茂盛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园。词人回到家中感到喜悦和安慰,所以笔下的家园也显得十分静谧、优美。但在那个国土沦丧,河山破碎的时代,一个胸怀抱国之心的抗金志士,又怎能终老于隐居的山林呢?“却恨”三句,笔锋一转,在隐居之后,词人却时常听到“悲风时起”,这悲风是自然界之风,更是人间悲风,南宋朝廷苟安求和,不愿力战敌人,前线频传战败消息,对他来说,也就是“悲风”。再看到归雁南飞,金兵南下,愤怒之火又在胸中烧起,所以句首着一“恨”字,力敌千钧,倾注了词人的满腔忧愤。这种爱国激情,使他对自己不能像谢安那样从容破敌感到有愧于国家,也对南宋将无良才感到深深的忧虑。虽然退居且愿一享隐居之乐,但他又挂念抗金大计,时刻关注前线,所以一首抒写晚年怀抱之词就表现得感情激越、悲凉、慷慨,充满了爱国忧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