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秋如故人，一见意已清。
夜来风袭月，桂柳窥栏楹。
颇忆横塘溪，百计无余营。
清风菡萏秋，摇摇月中声。
剽闻有新约，宾主意各倾。
妙语含风漪，一笑槊可横。
尊前欠佳各，岂无葛强生。
得秋如故人，一见意已清。
夜来风袭月，桂柳窥栏楹。
颇忆横塘溪，百计无余营。
清风菡萏秋，摇摇月中声。
剽闻有新约，宾主意各倾。
妙语含风漪，一笑槊可横。
尊前欠佳各，岂无葛强生。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的晚年，是一首抒情词，主要写她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述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推出，却起扣人心弦之效。
“病起”，说明曾经长期卧床不起，此刻已能下床活动了。“萧萧”是头发花白稀疏的样子。词中系相对病前而言，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另起一意。这个处理极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何必再去管它，还是料理今后罢。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也更简洁。
下面接写了看月与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又夜里，作者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卧着看月。“卧看”，是因为大病初起，身子乏力，同时也说明作者心情闲散，漫不经心，两字极为传神。“上”字说明此乃初升之月，则此残月当为下弦月，此时入夜还浅。病中的人当然不能睡得太晚，写得极为逼真。上句写的是衰象，此句却是乐事，表明作者确实不太以发白为念了。“豆蔻”为植物名，种子有香气，可入药，性辛温，能去寒湿。“熟水”是宋人常用饮料。分茶是宋人以沸水冲茶而饮的一种方法，颇为讲究。“莫分茶”即不饮茶，茶性凉，与豆蔻性正相反，故忌之。以豆蔻熟水为饮，即含有以药代茶之意。这又与首句呼应。人儿斜卧，缺月初上，室中飘散缕缕清香，一派闲静气氛。
下片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散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起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闲处好”一是说这样看书只能闲暇无事才能如此；一是说闲时也只能看点闲书，看时也很随便，消遣而已。对一个成天闲散家的人说来，偶然下一次雨，那雨中的景致，却也较平时别有一种情趣。俞平伯说这两句“写病后光景恰好。说月又说雨，总非一日的事情。”（《唐宋词选释》）所见极是。末句将木犀拟人化，结得隽永有致。“木犀”即桂花，点出时间。本来是自己终日看花，却说花终日“向人”，把木犀写得非常多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木犀的喜爱，见出她终日都把它观赏。“酝藉”，写桂花温雅清淡的风度。“酝藉”一词，常用来形容学问渊深、胸怀宽博、待人宽厚的人中表率，如《旧唐书·权德舆传》称他“风流酝藉，为缙绅羽仪”。木犀花小淡黄，芬芳徐吐，不像牡丹夭桃那样只以浓艳媚人，用“酝藉”形容，亦极得神。“酝藉”又可指含蓄香气而言。
此词格调轻快，心境怡然自得，与同时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用白描，语言朴素自然，情味深长。
这首词写春景。上阕第一句“小园东”起笔就直接点出地点，紧接着“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两句写树木花卉，展示一片浓郁春意。“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开，忙忙走”这三句借蜂、蝶、燕、莺，渲染出了春景之绚丽。
这首词的下阕起首一句“花心偏向蜂儿有”具体描写了蝶戏花。“花心”两句赋生物以人的情态，生动有趣，“拖逗”两句，活画出莺、燕为花吸引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这两句写蜜蜂采蜜，“藏身”二字，活灵活现。最后两句以蜜蜂口吻写，更有妙趣。
上阕从蜂蝶莺燕绕花飞舞落笔，热闹生动、充满情趣；用口语、俗语入词，在以雅为主的词坛上别具一格，表现出另一种美学趣味。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