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这首诗前六句赞颂李白善于写明月,说李白的诗至今还有人在吟诵。中间四句表示向李白学习的愿望,特别要学习李白饮酒赋诗的狂放性格。最后六句写作者自己虽无李白那样的诗才,但一定要像李白那样,不追慕功名,藐视权贵。这首诗通过歌咏李白,表现了作者蔑视权贵,视功名如粪土而以诗酒自娱,不拘礼法的豪迈情怀。
“把酒对月”这个题目本是李白所作的一首诗。李白一生爱月,所咏明月诸诗脍炙人口。这首诗一开始就以兀傲的口气,推倒一切月诗,独尊李白:“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有这样的气概,方许歌咏李白。这里推崇的“李白诗”,主要是指《把酒问月》这首诗。而作者唐寅这首诗,主要就受李白诗篇句调的影响,但他在诗中把李白加进去与明月反复对举,又是李白本人不能写的光景。“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后句是李白式的,但配合前句,则是作者新意。月固有阴晴圆缺,但卒莫消长,而诗仙却不能复生。作者接着说其实这并不遗憾,因为“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这句侧面说李白和明月一样永存。这调门是李白的,新意是作者的。
这首诗最好的还是诗中在李白与明月之间,加入了“我”。如果失去了这个“我”,也就失去了李白精神。“我学李白对明月,白与明月安能知?”李白固不能知,但月能知。于是作者引李白自况:“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百杯复千首”就是“能诗复能酒”,也就是杜甫所说的“一斗诗百篇”。敢于自比李白,这也是李白风度,有胆量有信心,并非等同于狂妄,以下一转一合最为妥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前句妙在自知之明;后句妙在不卑不亢,联想到辛弃疾诗句:“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两相似。”这种有分寸的自负之语,读者反而不会感到反感而会容易接受。好比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诗人是说,对李白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对他人则不多让。语意皆妙。
最后作者讲出了他和李白同而不同的一点:“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诗句化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里是说,我虽然没有李白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个茅屋就是作者在苏州建的桃花庵,作者晚年经常在桃花庵饮酒自乐。
这首诗倜傥不群、超尘脱俗地追求自由反抗权势的精神,和豪放飘逸的句调风格都酷似李白。以其人之风格还咏其人,妙在古今同调。
作者在这首诗中,用“把酒对月”的举动,处处将自己和李白相联系、相对比,用“月”、“诗”、“酒”为诗思的契机,并贯穿全篇,抒写了李白敢于蔑视权贵的品质,表明了作者学习李白不求功名利禄的愿望和蔑视权贵的态度。
此词题作“佳人”,叙写的对象是一美貌女子。
《玉女摇仙佩·佳人》这首词开篇即凌空飞来一句“飞琼伴侣,偶别珠官,未返神仙行缀”,凝神细思,原来是以“飞琼伴侣”喻指这位女子。仙女许飞琼曾为西王母“鼓震灵之簧”(《汉武内传》),作为她的女伴,这个女子自然也非同凡响了。更何况她是“偶别”仙宫,来到人间,再没有回到仙界去。如果说第一韵写了这位女子的超凡,下面的一韵则写了她的脱俗:随随便便地装束,寻寻常常地言语,便清丽过人,美艳超群。其超脱凡俗处,真不可以常人之心思之也。
人们常喜欢用名花喻美女,“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温庭筠《浣溪沙》其三),“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韦庄《女冠子》其二),“腰如纫柳脸如莲“(顾夐《荷叶杯》其七)……但柳永这首词“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几句,真是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新之法。在词人的眼中,“奇葩艳卉”也不过是或红得浓重、或白得浅淡而已,哪里赶得上她如此多情,占尽了人间所有的美艳娶质。词句明白如话却凭空出奇,突破了自古以名花喻美人的俗意。
从叙写的情事看,这首词的女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风尘女子,但词人将她写得那样脱俗,那样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正体现了柳永创作思想中闪光的一面,那就是把妓女当作人,把妓女当作倾诉衷情的对象。这种思想,在词的下阕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
从内容方面说,下阕主要写“我”与“佳人”的恩爱深情。就写法而言,下阕多有小的开合,又时而宕开一层,写情一步深似一步。
过片由“须信”领起,写良宵美景,不忍“把光阴轻弃”,一韵中三句间形成小的开合。接下来又宕开一层,写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有盛年相依相伴,故以“且恁相偎依”一句收住了这一层意思。既而笔致又深一层,点出了佳人所看重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而是“我”的“多才多艺”。最后又有枕下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一个“断不”,语气决绝,以之收煞全词,产生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效果。
柳永在这首词中提出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即“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有进步色彩的社会意识,这种爱情模式冲破了封建的门第观念,冲破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婚姻制度,对后世阐生了很大的影响。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官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所表现出的“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思想,就是对这种爱情观的进一步阐发。而柳永的首倡之功,则是不可磨灭的。至于词中“愿奶奶……”这样的俚俗之语,历代评者多毁疵之,但就全词来看,此乃小瑕,不足以掩大瑜也。
清人沈谦认为将美女比作鲜花,已是陈腐老套,俗而又俗了。比喻的生命在新在活,在于出人寻常意想之外。“翻旧为新”,其实突出的还是一个“活”字。太白“云”、“花”并举,且反过来说,活了。屯田则推倒了说:若是以花来比此女,会惹人嗤笑,其实花也无法与她相比,她占尽人间之美,在她面前,“深红浅白”的花免不了也相形见绌了。词的上片只是写美人之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她从仙女的舞队中走了出来,仿佛是来领略人世间的好天良夜,“皓月清风”。下阕则突出“我”的多才多艺,佳人合该配才子,写得深情款款,温存不尽。词以鸳梦好合作结,但梦只是梦,故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中,亦含无尽的怅惘。后世词论家针对“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数句,以为其“轻薄”,甚至是“秽亵”。其实这里虽写得略嫌刻露,然下阕以“须信”领起,完全是想象之词,况且柳词往往是由歌女们被之以管弦,故不刻意避俗。倘金圣叹评此词,想来非但不会指责,甚或以为是自然而然,文势之趋也。更甚或以为病诟者冬烘,头巾气太重亦未可知。全篇体现出柳词善于铺叙,流利婉转的词风,纡徐取势,迷离缥缈,令人含味不尽。最是“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数句,写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举重若轻,笔墨简约,词家匠意文心,正须从此等细微处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