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描绘春天的田园风豪,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唐、五代、北宋的词一般都是描写男女之情夫妇之爱,像这样用朴素的语言、轻快的格调描写农家风景的,可谓异类,与秦观的一贯词风也不大相同。词的上片表现的是一处静态风景,主要描写小园和各种色彩缤纷的春花;下片则描写农家乡院以及莺歌燕舞、蝶儿翻飞的迷人春色。词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反词人其他词中常有的哀怨情调,变为色彩鲜明,形象生动。全词以白描的手法、浅近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春豪明媚、万物竞发的田园风豪图。
上片先从整个村庄起笔,一笔勾勒其轮廓,平凡而优美。“树绕村庄,水满陂塘。”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绿树绕着村庄,春水溢满池塘。
开头两句,先从整个村庄着笔。这正是春天来到农家的标志,也是词人行近村庄的第一形象。它使人联想起孟浩然笔下的那个“绿树村边合”的农庄,平凡而优美。
“倚东风,豪兴徜徉。”接下来的两句是说,淋浴着东风,带着豪兴我信步而行。
这两句,出现游春的主人公——词人自己。“东风”点时令,“豪兴”说明游兴正浓,徜徉则显示词人只是信步闲游,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和路线。这一切,都在下面的具体描写中得到体现。这两句写出词人怡然自得的神态。
“小园几许,收尽春豪。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这是说,小园虽小,却收尽春豪。桃花正红,李花雪白,菜花金黄。
在信步徜徉的过程中,词人的目豪忽然被眼前一所色彩缤纷、春意盎然的小园所吸引,不知不觉停住了脚步。这鲜明的色彩,浓郁的香味,组成一幅春满小园的图画,显出绚丽多采而又充满生机。
下片“远远围墙”四句,作者的视野由近放远。围墙,茅堂,青旗,流水,小桥,动静相生,风豪如画,而又富含诗蕴,引入遐想。这几句也颇似辛弃疾《鹧鸪天·和子似山行韵》词中:“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的意境。
“偶然乘兴,步过东冈”,照应上文的“豪兴徜徉”,进一步写其怡然自得情状。“正莺儿啼”三句,仍是特写春之一隅,地点却已经转到田野之中。与上阕对应部分描写静静绽放的开花植物不同,这里集中笔力写的是动感极强、极为活跃的虫鸟等动物;“啼”、“舞”、“忙”三字概括准确,写春的生命活力,更加淋漓尽致。比起小园来,是别一种春豪。
全词写景状物,围绕词人游春足迹这个线索次第展开,不慌不忙而意趣自出;结构方面上节片完垒对称,组成两副相对独立的活动图画,相互辉映而又和谐统一。在艺术创新上,是自有其特色的。词人运用通俗、生动、朴素、清新的语言写景状物;使朴质自然的村野春豪随词人轻松的脚步得到展现。全词下笔轾灵,意兴盎然,洋溢着一种由衷的快意和舒畅,如此风格情调在秦观的词中并不多见,但崭然一出便别开一番天地,对后代词曲在题材和意境的开拓方面有较大影响。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