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秋天，他从汴京起程归江南，先回洪外分宁（今江西修水）乡里，然后赴任，一路上写了许多纪游诗。这首诗为途经真州（今江苏仪征）阻风游长芦寺作。伯氏，指黄庭坚之兄黄大临，字元明。长芦寺，据《传灯录》记载：“真州长芦崇福禅院祖印禅师，讳智福，江州人。四处住持，胜缘毕集。三十年间，众盈五百。”可见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院。这首诗依黄大临的诗韵而作，故称次韵。在《山谷外集》卷八中，有一首题为《外舅孙莘老守苏州留诗斗野亭庚申十月庭坚和》的诗，作于这首诗之前，韵脚也和这首诗相同。喜欢写次韵诗，是黄庭坚诗的特点之一。
这首诗写长芦寺下所见所遇，抒发了归江南故乡的喜说心情。
起首四句，概括描写长芦寺外景，笔力雄健而自然。行旅之人对风势、风向往往特别敏感。第一句“风从落帆休”，把这种感受写得极其生动。江上行舟，人们往往从船帆上观察风力大小。此时船落下了帆，风也因帆落而停息。这种写法颇为出人意外。第二句“天与大江平”，极写形势的开阔，放眼远望，水天相连，十分壮观。以上为目之所见；三四句写耳之所闻。“僧坊昼亦静”，僧坊即长芦寺。寺院本是幽静的所在，在深秋季节，即使大白天，也常常寂无声息。不过，也不总是一点声音也没有。“钟磐寒逾清”，长芦寺里传来的钟磐之声，在寒风中，听起来更觉清越。这四句诗写了季节、环境、气氛，看似不费力，却极为精警，起笔不凡。
接着用移步换形之法写各处景致。“淹留”四句写登高看景。诗人这次游长芦寺，客观原因是风不顺而滞留。在此诗之前，作者写有《阻风入长芦寺》。可见他颇有空暇，心情相当悠闲，所以能细细游赏。他时而拄杖高岗，闲数座座相连的寺院屋顶；时而路逢幽人，煮茶共话。
接着诗人又换了一个角度，“携手”四句写从高处远望之景。“木末”，树梢。“携手霜木末”，极言立处之高。这句诗是从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句化来。诗人倚栏俯视，看到了江潮上涨，看到了往来于永正县（宋代的真州，在唐代为永正县的白沙镇）江面上的船只；远远望去，连飞越建康（今江苏南京）城的鸟儿也看得见。这四句以极生动之笔，描绘了长芦寺登高眺望的一幅雄阔画面。特别是“潮生”、“墙移”、“鸟度”等词语，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
“薪者”四句，写山中樵夫采得树鸡（一种生在树上的菌子，可食），引起诗人的一番联想。他想象樵夫把采得的树鸡，回家做成具有南方风味的羹汤，又把白玉般的秔米（即粳米），煮成香啧喷的米饭，一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樵夫一家的做饭、烹羹，其实并非诗人亲眼所见，他依然在长芦寺下山间闲行。但是他却从樵夫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操劳，对照自己领着朝廷的俸禄，顿顿饱饭，还在这里游逛，渐愧之情油然而生。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可贵的爱民思想。
最后四句写听到鸟叫声的感受。突然，草木丛中传来思归乐的啼叫声。思归乐是一种形状如斑鸠的小鸟，暮春时节，鸣声像“不如归去”，人们听到它的叫声，就会起思乡之情。古代诗人专有描写这种鸟的，如唐代元稹在《思归乐》中写道：“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白居易在《和〈思归乐〉》中也说：“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东归乐，行人掩泣听。”在离人听来，思归乐的叫声是凄凉的。可是黄庭坚这次归江南顺道回乡，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在诗人耳中，思归乐的叫声不啻一曲动听的歌。思归乐在明亮的夕阳下婉转吟唱，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情。他在《阻风入长芦寺》诗中也曾流露了这种喜悦心情：“岁寒风落山，故乡喜言旋！”他自1067年（治平四年）登进士第，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到这次赴太和知县任，中间整整相隔十三年，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丛祠”四句和前面相接，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的。细细寻去，针线极密。由“闲行”而听到“丛祠”（草木茂盛处的土地庙）思归乐的叫声；从“不如归去”的叫声，想到他正在回乡路上，喜上心来；这次回乡已在岁末，不久春天即将来临，那时薇蕨已经长得茂盛，聊能充饥，和前面“饱饭愧闲行”句相呼应。
清代方东树说：“山谷之妙，起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十）这首诗正是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更为可贵的是，这首诗气象“雄远壮阔”，却并不显得作者在用力，可见诗人功力之深厚。
这首诗具体描写洞庭湖秋景。
扑入作者眼帘的还是一片萧瑟景象：“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位于洞庭湖岸边的一枫树，红叶纷纷飘落。澄澈的洞庭湖面，荡漾着粼粼碧波。开头两句，以悠扬的音韵，明丽的色彩，描绘了一幅洞庭晚秋的清幽景象；秋风萧飒，红叶纷飞，波浪滚滚，一望无涯，景色幽深迷人。三位友人泛舟湖上，兴致勃勃，“八百里洞庭”正好纵情游览，让一叶扁舟随水漂流，不论远近，任意东西。
“乘兴轻舟无近远”句，形象地表达了诗人们放任自然，超逸洒脱的性格。他们乘兴遨游，仰望白云明月，寰宇清朗，不由浮想联翩。浩瀚的洞庭湖和碧绿的湘江，自古以来就流传着一个凄婉动人的传说：帝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闻讯赶去，路断洞庭君山，恸哭流涕，投身湘水而死。至今君山仍有二妃墓。二妃对舜无限忠贞之情引起贾至的同情与凭吊，自己忠心耿耿而横遭贬谪，君门路断，这与湘娥的悲剧命运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诗人把湘娥引为同调。“白云明月吊湘娥”，诗人遥望满天的白云，皎洁的明月，怀着一腔幽思凭吊湘娥。“白云明月”，象征着诗人冰清玉洁的情操和淡泊坦荡的胸怀。整首诗的精华就凝聚在这末一句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月下凭吊的意境静谧幽远，情致含蓄蕴藉，弥漫着淡淡的感伤与惆怅，使诗多了一层韵味和情致。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