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这首诗前二句歌颂郭子仪恢复山河的功绩,超过了马援。后两句正面描绘渲染汾阳旧宅今日之冷落荒凉。全诗通过描写郭氏旧宅凄凉衰败的景象,抒发了对郭子仪的怀念之情,同时感叹统治者对他的不公平待遇,寄意深婉,造境苍凉。
首句照应题面,写郭子仪旧宅门前山河依旧。次句再强调郭子仪恢复唐室之功勋。东汉马援,曾封伏波将军。诗人拿马援与郭子仪相比较,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字与“河”字押韵,而且还因为二人的战功类似,即都是“破虏”,都是在平定少数民族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殊勋。所以,这种比较是很中肯的。但郭子仪的功勋远远超出马援之上,理应受到唐室的长久尊重,这就为后文描写唐室对功臣之薄作了有力的衬跌。
诗的后二句,描写郭子仪旧宅已经冷落荒废。末二句写郭子仪故居荒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又据张籍诗,汾阳旧宅位于“古槐深巷”,所以结句写的“古槐疏冷”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诗人在反映这一真实的生活现象时,没停留在复述事实上,而是注意了溶情于景,作了艺术渲染。昔日的歌舞地,不见人群车马,只见草木,巳显示其冷落,而且树木也稀疏得不能蔽日,所以这里的夕阳光辉特别多,这就更加衬托出了故宅的荒凉。
这首诗的描写对象是汾阳旧宅,但它的意旨没有停留在咏怀陈迹上,它还具有讽刺朝廷对功臣冷薄寡思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主要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盛唐中唐咏怀古迹的诗歌传统,善于把历史事实与眼前景象融合成为意境。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郭子仪恢复唐室山河的史实与眼前所见古槐夕阳景象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境界,这个意境既有历史内容,又有现实意义。
此诗写出了诗人很渴望和友人见面的心情。重重门户从清早就打开,这样还不够,还要坐着,想听听载着友人到来的马车发出的声音,这一个细节,写活了抽象的友情。当然,光听见车声还不行,还要等到友人身上的玉佩因步行而发出的清脆的撞击声时,才是出户迎接的绝好时机。首联写动作,颔联写心情,其实都是写渴望,和渴望中些微的焦急,在这一切的核心,是爱。颈联一转,从写心情转移到写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跳跃。通常在候人不至之时,为了避免焦虑,等候者会自然地把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即便是最枯燥的风景,也看得津津有味。颈联表达恰好表达出了等待者久候人不至的心情。时间已经不早,晚钟已经响起,诗人已经等待了一天,但是友人未至,而且又下起小雨。可以想象自然的光线已逐渐暗下去,雨在若有若无地降落,在这种阴郁,潮湿,幽暗而又寂静的环境和氛围中,愁绪在以喷泉的速度生长。尾联十字,一声长叹,写已明知友人不来,而期待之情仍萦绕于怀,经久不去。
王维此诗颈联侧重于听觉,陈与义的《春雨》里也有相似的句子:“孤莺啼永昼,细雨湿高城”,其实细较之下,也可以觉出很大的不同。王维的两句,晚钟欲响,用耳朵听,自不必说,雨过春城,当然也是用听,两句都是表现一个感官所攫到的效果。反观陈与义的诗,莺啼是听觉,而雨湿高城,却与王维的雨过高城不同。过,只写雨的一种状态,运动的状态,但是湿,却写出了雨过所产生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在《泊船瓜洲》中王安石把春风“又到”,“又过”,最终改为“又绿”的原因。但是王维的这两句不能从原诗中孤立出来,此联的“晚钟”是和首联的“朝已启”相照应的,而“过”字,表达的也许是因春雨已过对友人还不来的一种埋怨之情。
这首诗的深层意思其实在前四句,即肯定储光羲的值得人敬爱的为人,所以才写作者期待之殷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