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晚景的诗。四周长满青草的池塘里,池水灌得满满的,太阳正要落山,红红的火球好像被山吃掉一样(是落山后),倒映在冰凉的池水波纹中。放牛回家的孩子横坐在牛背,他拿着短笛随便的吹奏。诗人即景而写,构成了一幅饶有生活情趣的农村晚景图。
1、写景的艺术特色:《村晚》的写景文字集中在一、二两句,写的是山村晚景。诗人把池塘、山、落日三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描绘了一幅非常幽雅美丽的图画,为后两句写牧童出场布置了背景。瞧,"草满池塘水满陂",两个"满"字,写出仲夏时令的景物特点,写出了景色的生机一片;"山衔落日浸寒漪",一个"衔",写日落西山,拟人味很浓,一个"浸",写山和落日倒映在水中的形象,生动形象。"横"字表明牧童不是规矩地骑,而是随意横坐在牛背上,表现了牧童的调皮可爱,天真活泼,淳朴无邪。这些景物,色彩和谐,基调清新,有了这样的环境,那牧童自然就是悠哉悠哉、其乐融融的了。同时,也表现出了牧童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情致……
2、诗歌的意境的创造:诗人是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去看牧童、写村晚的,他十分满足于这样一种自然风光优美、人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环境,所以他写牧童,让其"横牛背",吹笛呢,则是"无腔信口",是诗人厌倦了尘世的喧嚣,看破了"红尘滚滚"呢,还是他天性好静、好无拘无束呢?总之,这首诗描绘的确实是一幅悠然超凡、世外桃源般的画面,无论是色彩的搭配,还是背景与主角的布局,都非常协调,而画中之景、画外之声,又给人一种恬静悠远的美好感觉。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