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咏继吴推翰长，一封谕蜀属相如。
岷峨诗富追风雅，韶濩声谐复古初。
仰止骚坛方北面，不堪官事蠹书鱼。
八咏继吴推翰长，一封谕蜀属相如。
岷峨诗富追风雅，韶濩声谐复古初。
仰止骚坛方北面，不堪官事蠹书鱼。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