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首诗通过送别兄长时的场景描写,表达出真挚的同胞亲情。前两句写别时的场景,借景寓情,以离别的路上见到的云喻兄长四海飘泊,又以离亭边的树枝象征着兄长即要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后两句抒情,移情于景,诗人感叹人不如雁,雁尚能相亲相近,同往同归,不分不离,而人生老是离别,叫人感伤嗟叹,表现心境的不平静和离别亲人的失落感。这首诗语言自然朴素,情感含而不露,深沉真挚,耐人品味。
关于这首诗,所传甚少,独在《全唐诗》方见之,对作者的介绍是“如意中女子”,其真名实姓、生卒年月、何地之人等皆无从考证,唯能全凭《全唐诗》注解了。《全唐诗》写道:“女子南海人”,“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由此大致能推断,诗人是南海人,此诗出自唐武则天时代。
此诗第一层:“别路”、“离亭”,相当于驿站,是古代送别、饯行的处所。点明地点,暗含事件,感情由此铺开。“云初起”,要么是清晨,要么是傍晚,要么是雨后天开。但一切景语亦为情语,一语双关,亦指心中“愁云初起”。“叶正稀”,结合下句中诗人触景生情联想到的“雁”来推断,应该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季节。秋风紧,黄叶飘零,“离亭”前的落叶,为秋风扫荡,渐次稀疏,着实苍凉,着实沉重。
第二层:古人送别有折柳相送,寓“留”于“柳”的习俗。此处的叶,可能就是柳叶。前面不断有人送别,使得柳条折尽,渐渐稀少,真是一条柳枝一片心。而现在,尽管柳条稀少,但她还是要再折一枝赠与兄长,此中惆怅叫人难以消受。至此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诗人静静地站立,眼望兄长渐去渐远,马蹄声终于被重叠的山峦阻隔。心中更是生出对于人生、对于命运的自怜叹惋。“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雁的迁徙,总是结队成行,同出同归。可是人迫于环境所限、条件所囿,而不能与兄随行,而兄去妹留,各自孤单,再也不能心心相印了,诚为可叹。并且,这一“归”字可以做两种分析,一者:妹在家,兄启程外出。那么,这里的“归”便是“同出同归”的意义了,诗人大部分的思想放在了兄长身上,是对他一路风尘、外行凶吉的牵挂;一者:两人皆在外,或是寄人篱下,或是流落他乡。此时兄长启程,回返故里,而独留妹一人不与同归,此间便更生出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对身如浮萍、命如蝉翼的慨叹。
全诗寥寥数语,连题目仅二十二字。用字之俭约,另人折服。题目“送兄”,点明主旨,定下全诗的基调,是送别兄长。至于上面推测的种种情况,全无交代,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而与此相比,后来大诗人李白的《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送族弟单父主薄凝摄宋城主薄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留饮赠之》等很多这样的诗标题就大为失色了。此诗前两句表明了地点和大致的时间,大肆渲染了送别的场景。心中的惆怅、离别的情怀跃然纸上,如江如河,翻涌不息,却仅用了十个字;后两句也是十个字,突出了“雁”、“一行”、“归”,使得感情再次升华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上,由送行也到了对人生的慨叹,对身世的质问,情长纸短,惜墨如金。
南朝江淹在《别赋》中说过,“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从古至今,离别诗一直都在诗篇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在表现手法上也是各具风格、各至一家。对这一首也作一简要的分析。“别路”、“离亭”形成对举,一咏三叹。在克俭如金的字数中,这算是泼墨如云、大肆渲染了。为的是以景衬情,为下两句做好铺垫。而且诗人善于选取特景:“别路”、“离亭”、“云”、“叶”等等,暗藏离愁别绪之情。
紧接着,笔锋陡转,采用了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将镜头对准天上的“雁”。当然,这里也许是虚写。由“雁”的特性联想到人,将二者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生发哀情,并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也为读者将全诗刻画成了一幅隽永的画面,印入读者的脑海中。其意境深远,空间开阔,且满目皆萧然,满腔皆哀伤,满腹皆愁绪,实在不能不说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且诗人时龄七岁,且为女子。在古代轻视女子,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她能如此善用这样的艺术技巧,实在让人费解,惊异。
再回到全诗,通篇都是情深意切,而字字珠玑,语言简朴、明白如话,意境高妙。这样的诗篇,在中国古诗词中实在不可多得。难怪有人称她为“神童”、“奇女子”,于情于理,都是当之无愧。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