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这是一首咏柳之词,是一种咏物的小令。词如一幅春柳图,春柳如画,画柳传神,画中寄情,令人遐想。此词与作者另一首咏柳词《杨柳枝·宜春苑外最长条》相比,柳所在地不同,内容亦有异,但艺术风格则相同:婉约、含蓄、绚丽。
此词咏西湖之柳。暗寄对古代名妓生活的欣赏之情。头二句描写苏小小门前的柳树丽姿。“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苏小小家门前柳树很多,柳枝千条万条垂挂在西湖边,细长金色的柳丝轻抚着平桥。苏小小,南齐钱塘名妓。毵毵,形容柳条细长。金线,指初吐芽的柳丝。将春柳与钱塘名妓联系在一起,使词中的春柳具有西湖之柳特色。春柳与美人相映,春柳自然更美。后二句写日暮时苏小小门内的柳树。“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黄莺不语,指日暮之时。陆游《晚行湖上》:“高林日暮无莺语,深巷人归有犬随。”即其例。傍晚时候,春风吹来,苏小小家朱红大门已紧紧地关上,只有春风伴随着柳枝。末句“舞腰”实为双关,既指如腰之柳,同时亦暗指细腰美人,读者自可联想到其人。黄莺休息,朱门紧闭,只有春风无声地吹动柳枝,环境十分安静。作者对古代名妓艳情的欣赏,自在其中。这种情调是属于作者所属阶级的趣味的。
这首《杨柳枝》在艺术上很有可取之处。咏物与写人和谐地结合,组成景与人统一的意境。“深闭朱门伴舞腰”,在写柳之可爱以后,结合写了古代的女性,既丰富了咏物的内容,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作者只客观地咏物写人,而读者从中自可领略所咏之物的形象,感受作者所寄托的情感。这两首词的咏物和表达情意,作者用了暗示、联想等手法来实现的。二、四句均在咏柳,描写柳,但并未点出柳字,而分别用了借代、比喻等修辞方法暗写柳。深闭朱门,东风伴柳,使人产生联想。这种手法既是造成这首词婉约含蓄风格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增加了读者想象的余地。作者在这首词中选用词语注意色泽的巧妙搭配,如朱门、金线、黄莺,包含了红黄二色。这些词语色彩绚丽,搭配自然,也是温词的特色之一。
这是一首感今追昔之作,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此类作品,并不拘泥于一时一地一物,而是笔势跳跃,地域转换涉及颇广,古今上下,纵横多变。既表达了作者内心澎湃激荡的感情,又是刻意而为的婉转的笔法。因为词人虽然忧念国事,对金朝衰势焦灼悲苦,但迫于政治环境的险恶,此种心情,却不敢直接表白,只能委婉地透露,故在此词中用典颇多,但其用典浑化无痕,意深而笔曲,颇为耐人寻味。
上片首句以灞陵古道起,气势颇为宏大。灞陵桥,即霸桥。《三辅黄图》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此处以此地起首,当然不是写离别,而是要缅怀英雄业绩之意。因为在历史上,这一带曾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涌现出了众多威名赫赫的英雄人物:雄才大略、一统中华的秦始皇、“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的汉高祖刘邦;汉初功臣萧何,韩信、张良;汉武帝时的封疆大将卫青、霍去病、射虎南山的飞将军李广,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等等,他们在这里都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词作者由古迹“灞陵桥,想到了这些英雄人物,又不禁联想到金朝国势衰落,却无人能象这些英雄那样,担当起挽救国家于危亡中的大业,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故有”诗兴与秋高“句。”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虽是化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句,但却毫无突兀之感,实在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既抒发了他追念前代英雄豪杰的真情实感,同时也流露出他对国家缺乏栋梁之才,不知前途如何的深切的忧虑。
下片,沿上片起首之意,依然以地名入词。玉塞,即玉门关,又称玉关,“千清玉塞”意玉门关外,千清月冷,“云飞陇首着,风落江皋”则更显凄清。
后两句,出自南粱柳恽《捣衣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这三句都是写秋景,皆对应了上片“秋高”二字。同时也婉转地表露了作者的生活窘况。《金史》本传曾载词人“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可见,此三句不同地域的秋景描写,也未尝不是作者孤凄,愤懑心境的曲折表露。后两句“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则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及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诗句,充溢着强烈的感伤之情,表达了词人对故都燕京昔日繁华、昌明盛世的深切怀念。往日国家兴旺,才人辈出,而今冷落凄凉,缺少栋梁之才;两相对衬,词人是多么的焦灼,心中的悲愤、忧虑向谁倾述?读罢此句,那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宛如感同身受。叹寥寥数句,能达此立意,可见作者是个极具才华的词人。
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