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北海君南海”，起势突兀。写彼此所居之地一“北”一“南”，已露怀念友人、望而不见之意；各缀一“海”字，更显得相隔辽远，海天茫茫。作者跋此诗云：“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
“寄雁传书谢不能”，这一句从第一句中自然涌出，在人意中；但又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两位朋友一在北海，一在南海，相思不相见，自然就想到寄信；“寄雁传书”的典故也就信手拈来。李白长流夜郎，杜甫在秦州作的《天末怀李白》诗里说：“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强调音书难达，说“鸿雁几时到”就行了。黄庭坚却用了与众不同的说法：“寄雁传书——谢不能。”意谓：我托雁儿捎一封信去，雁儿却谢绝了。“寄雁传书”，这典故太熟了，但继之以“谢不能”，立刻变陈熟为生新。黄庭坚是讲究“点铁成金”之法的，王若虚批评说：“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下）类似“剽窃”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上面所讲的诗句，可算成功的例子。
“寄雁传书”，作典故用，不过表示传递书信罢了。但相传大雁南飞，至衡阳而止。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云：“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秦观《阮郎归》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黄庭坚的诗句，亦同此意；但把雁儿拟人化，写得更有情趣。
第二联在当时就很有名。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甚至可说是“陈言”，谈不上“奇”。张耒称为“奇语”，当然是就其整体说的；可惜的是何以“奇”，“奇”在何处，他没有讲。其实，正是黄庭坚这样遣词入诗，才创造出如此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任渊说这“两句皆记忆往时游居之乐”，看来是弄错了。据《黄几复墓志铭》所载，黄几复于熙宁九年（1076年）“同学究出身，调程乡尉”；距作此诗刚好十年。结合诗意来看，黄几复“同学究出身”之时，是与作者在京城里相聚过的，紧接着就分别了，一别十年。这两句诗，上句追忆京城相聚之乐，下句抒写别后相思之深。诗人摆脱常境，不用“我们两人当年相会”之类的一般说法，却拈出“一杯酒”三字。“一杯酒”，这太常见了，但惟其常见，正可给人以丰富的暗示。沈约《别范安成》云：“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故人相见，或谈心，或论文，总是要吃酒的。仅用“一杯酒”，就写出了两人相会的情景。诗人还选了“桃李”、“春风”两个词。这两个词，也很陈熟，但正因为熟，能够把阳春烟景一下子唤到读者面前，用这两个词给“一杯酒”以良辰美景的烘托，就把朋友相会之乐表现出来了。
其实要用七个字写出两人离别和别后思念之殷，也不那么容易。诗人却选了“江湖”、“夜雨”、“十年灯”，作了动人的抒写。“江湖”一词，能使人想到流转和飘泊，杜甫《梦李白》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夜雨”，能引起怀人之情，李商隐《夜雨寄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在“江湖”而听“夜雨”，就更增加萧索之感。“夜雨”之时，需要点灯，所以接着选了“灯”字。“灯”，这是一个常用词，而“十年灯”，则是作者的首创，用以和“江湖夜雨”相联缀，就能激发读者的一连串想象：两个朋友，各自飘泊江湖，每逢夜雨，独对孤灯，互相思念，深宵不寐。而这般情景，已延续了十年。
晚唐温庭筠不用动词，只选择若干名词加以适当的配合，写出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诗，真切地表现了“商山早行”的情景，颇为后人所称道。欧阳修有意学习，在《送张至秘校归庄》诗里写了“鸟声梅店雨，柳色野桥春”一联，终觉其在范围之内，他自己也不满意（参看《诗话总龟》、《存余堂诗话》）。黄庭坚的这一联诗，吸取了温诗的句法，却创造了独特的意境。“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都是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能使人想象出特定的景象、特定的情境，展现了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
同时这两句诗，还是相互对照的。两句诗除各自表现的情景之外，还从相互对照中显示出许多东西。第一、下句所写，分明是别后十年来的情景，包括眼前的情景；那么，上句所写，自然是十年前的情景。因此，上句无须说“我们当年相会”，而这层意思，已从与下句的对照中表现出来。第二、“江湖”除了前面所讲的意义之外，还有与京城相对的意义，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就是明显的例证。“春风”一词，也另有含意。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下句对照，上句所写，时、地、景、事、情，都依稀可见：时，十年前的春季；地，北宋王朝的京城开封；景，春风吹拂、桃李盛开；事，友人“同学究出身”，把酒欢会；情，则洋溢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中。
“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这是“乐”与“哀”的对照；“一杯酒”与“十年灯”，这是“一”与“多”的对照。“桃李春风”而共饮“一杯酒”，欢会极其短促。“江湖夜雨”而各对“十年灯”，飘泊极其漫长。快意与失望，暂聚与久别，往日的交情与当前的思念，都从时、地、景、事、情的强烈对照中表现出来，令人寻味无穷。张耒评为“奇语”，并非偶然。
后四句，从“持家”、“治病”、“读书”三个方面表现黄几复的为人和处境。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这两句，也是相互对照的。作为一个县的长官，家里只有立在那儿的四堵墙壁，这既说明他清正廉洁，又说明他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于“治病”和“读书”，无心、也无暇经营个人的安乐窝。“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在这里，当然不是说黄几复会“治病”，而是说他善“治国”，《国语·晋语》里就有“上医医国，其次救人”的说法。黄庭坚在《送范德孺知庆州》诗里也说范仲淹“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埋九京”。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作映衬，就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学习榜样，七律尤其如此。但比较而言，他的学习偏重形式技巧方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而杜甫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穷年忧黎元”的激情，艺术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广阔现实。诗的语言，也丰富多彩，元稹就赞赏“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的一面。当然，杜甫的不少律诗，也是讲究用典的；黄庭坚把这一点推到极端，追求“无一字无来处”，其流弊是生硬晦涩，妨碍了真情实感的生动表达。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这首《寄黄几复》，就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并不觉晦涩；有的地方，还由于活用典故而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而取《左传》《史记》《汉书》中的散文语言入诗，又给近体诗带来苍劲古朴的风味。
黄庭坚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他的不谐律是有讲究的，方东树就说他“于音节尤别创一种兀傲奇崛之响，其神气即随此以见”。在这一点上，他也学习杜甫。杜甫首创拗律，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有时自发钟磬响，落日更见渔樵人”等句，从拗折之中，见波峭之致。黄庭坚推而广之，于当用平字处往往易以仄字，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等都句法拗峭而音响新异，具有特殊的韵味。这首《寄黄几复》亦然。“持家”句两平五仄，“治病”句也顺中带拗，其兀傲的句法与奇峭的音响，正有助于表现黄几复廉洁干练，刚正不阿的性格。
与第一首诗相比，第二首诗写得更精炼一些，全诗仅十二句，集中表达了陶渊明厌倦仕途、依恋田园的思想感情。第二首诗是真实动人的述怀诗。诗人对做官不感兴趣，下决心要辞别官场。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做官有行役之劳，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苦。所以陶渊明得出结论说：“自古叹行役”。然而，行役者究竟有些什么可叹的苦，陶渊明以往并无切身体验。可当他为桓玄当差，奔波于建康和江陵之间，不远千理，其间的艰难险阻可以说是“备尝之矣”，所以他感慨道：“我今始知之”。这里，言未尽意，诗人的心里是在说：行役当差的苦头我尝够了，谁还想迷恋仕途。
陶渊明厌倦仕途的另一个原因是，仕途多风险，吉凶难料。在诗人看来，做官是一种危险的事情，倒不如及早告别官场。为了表达这个意思，诗人并未直说，而是借景言情，引用典故达意。行役途中，面对山川荒野，诗人的心境是孤独而悲凉的，发出了“山川一何旷”的感叹。这不是对山川秀色的赞美，而是对山川旷野的畏惧。由于心情的关系，大自然在诗人的眼里也是可怕的。诗人借山川之险来陪衬仕途之险，意在说明仕途可畏，潜藏着祸福风云。何时为福，何时为祸，谁也不知，“巽坎难与期”。用“巽坎”来比喻仕途中的吉凶顺逆，是十分恰当的。“崩浪贴天响，长风无息时”。这是全诗的秀句，写出了诗人在行役途中对山川风物的真实感受。诗人的用词准确，而又很会夸张。他不说“巨浪”，而说“崩浪”。一个“崩”字，不仅有形象，而且有声音，绘声绘色。“川”字准确地形容出巨浪咆哮时的杂乱之声。“崩”字形容声大，“川”字形容声杂。诗人借自然景象来描绘官场内部的激烈斗争，像崩浪震天那样可怕。
宦游之人长年在外，离乡背井，这在感情上是一种痛苦。陶渊明也经历着这种痛苦，行役途中他格外思亲。“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这是陶渊明的心声，抒发了思亲的感情，悔恨自己不应该误入仕途，更不应该在仕途淹留。有了这悔恨之后，诗人便下定了决心，要罢官归田。这里，可以看见陶渊明的内心世界，他赞美园林，鄙弃官场。诗的结尾“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表面似乎是消极情绪的表露。其实，诗人并未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他是在思想痛苦的时候才这样写的，是一种愤慨之言。诗人正当壮年，大志未展，繁杂的公务消磨着他的年华，而且受着官场的牵制约束，俯仰由人，他想摆脱官场的牵制，回到园林，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自由。诗人盼望有“纵心”的时刻，这不是要放纵自己，而是要做一个自由人。不贪富贵，纵心归田，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这是陶渊明真实的思想。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岑参首次出塞，写过许多报绘边塞生活，抒发怀乡之情的优秀作品。这首诗就是其中的一篇，写千里行军途中对故园的怀恋。
诗的首联写清晨行军图景。初赴边塞，千里行军，可记载的很多，诗人舍掉其他事物，仅从战马汗水落地，又踏成泥水这一细节写起，从而突出行军的急促和艰苦，描写是极真切的，没有切身的感受是写不出的。之后，诗人才又补写一笔；“朝驰几万蹄”，不仅点出时间：清晨，事件：行军，而且以“几万蹄”交代出形驰之远，与“朝驰”相映衬进一步突出行军之急切，同时把首句细节描写与长途行军这一巨大场景联系在一起。这两句仅从马蹄着笔写马，而赴边将士行军的急切和艰苦却已经表现很好了，似特写镜头，渲染急促格调，带起全篇。
诗的次两句回顾行军途中经历。“地角”、“天倪”都极言边塞之远，而“雪中”、“火处”则形成鲜明对照，写出边远行军途中气候变化的悬殊，从而用概括的笔墨为上文行军提供了一个特征十分突出的广阔背景。一“行”，一“宿”，概括了行军途中单调而又艰苦的生活，联系“朝驰几万蹄”一句，可知“宿”是多么的短暂，而“行”又是怎样的长久。如果说首句写的是次句的一个细节，那么首联所写的就不过是次联所泻的长途行军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剪影了。至此鞍马风尘，餐风宿露的长途行军图景已写得十分突出。
在前四句描写千里行军的基础上，后四句转写远赴边塞的乡思。“塞迥”和“乡遥”承上文“地角”和“天倪”而来，是触动诗人情思的客观因索，“中”和“梦”都写诗人情怀，转得极为自然。而一“怯”、一“迷”又细致入微地写出了初出边塞的诗人对环境的陌生和畏惧，对故乡的梦绕魂牵而又难以归去。诗的最后两句写宿铁关西馆时的怀乡之馆：“哪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照应题目点出月夜和铁关。诗人宿于边塞，唯以望月寄托怀乡之情，而又不写自己望月，却反写明月有情伴随自己，从而使自己更添乡思，望的是“故园月”，想的是故乡情，把思乡之情写得很含蓄，很深切。
这首诗写塞上行军，从“胡朝至夜，层层归结到“宿”字上，既有细节描绘，又有场景概括。写乡思，既有直接点示，又以景物烘托，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含蓄。全诗八句，前六句描绘出笼时情景与中情，最后才以景物暗示出“宿”字，结构较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