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
该诗首联山水相对,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第三联写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第四联描写了故居的坏境,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将诗人内心的情感传达下来。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表达了诗人内心对友人的怀念之情。
首联山水相对,“楚山”与“汉水”扣题,点明了作者描写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位于楚地的“襄阳”。二句皆以“碧”字来形容当地山水之色泽,初看觉得重复,但当细品后文内容,这一反复出现的“碧”字却有着强调的意味,它体现出天地间一片青绿的美景 ,令人遥想到孟氏诗歌的景物色彩.以及能由此体味到他那清丽的诗风。而其后以“岩岩”突出山之险峻,“汤汤”展现水之奔流浩荡,铺绘出颇具气势的襄阳山水。此联二句描写清秀壮阔的景色,“赋”中带“兴”,不仅向读者展现出当地的秀丽美景,亦对后文赞誉孟氏涛文奠定气氛,可谓是一举两得。
居其境,怀其人。诗歌第二联接前联之笔,由描写山水转入对孟氏诗文进行赞誉;如此壮丽的山水聚结而成的气象.正是孟氏诗文所散发出来的气势与风格。
前二联由彼及此,由景及人,衔接过渡极为自然,在景物的画卷中体味孟氏之作;虽未能多读孟氏诗作之人,亦能经由此景联想到其作品之风味。
第三联似有说明白氏来襄阳的原因:因诵读他留下来的作品而思念他,来到他的故乡。能令一个人由读其文而产生“至其乡”的想法的,其涛文必是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二句文辞平白,直书其事,却在字句间深蕴了对孟氏的景仰,而且。亦可从侧面使人感受到孟氏涛文所具有的魅力。
然而,来到孟氏故里的白居易所生发的极大感触又是什么,白氏在第四联中对孟氏之后再继无人的现状怅惘愁叹。再也没有谁的作品能如孟氏的诗文那般。散发出清淡畅逸之气。这样的心境有些苍凉和无望,就像日暮时分所带给人的感觉一般;而这样的诗坛。也像夕阳中空荡的襄阳城那样清冷。前句书写感想,后句以带有空凉之气的日暮景色烘托心境,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前三联对孟氏的高誉跌入了对后继无人的慨叹之中。
末二联承接第四联的情绪而有所平缓。襄阳城东南面的鹿门山曾是孟浩然隐居的地方。于今当白氏南望此山之时,草木郁郁葱葱,好像还有当年留下来的芳草树木,好像还有当时隐者留下来的余韵。但这一切都只是好像。事实是,旧时的隐者已寻不到踪迹。只留下望不到边的苍郁林木。寻隐者之踪影不见,是令人失落之事;但对于白氏来说,真正的失落是在这世上,再也寻不到如“旧隐”孟浩然一样,能创作出那般清逸诗篇的人。惟留下一片苍茫。末句“云深树苍苍”颇有些以实写虚之笔;虽然触目所见的是林木莽莽,但心中所感受到的,实则是“旧隐不知处”而“清风无人继”的空空荡荡。
全诗可以对半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写景叙事较为理性,对孟氏诗文进行了类比和高度赞誉.字里行间令人能够想见孟氏诗文的风格与成就,感受到白氏对孟氏深深的景仰。而后半部分毫无过渡地陡然转入感性的喟叹之中。景物从壮阔清丽变为苍茫空旷;情绪从赞誉落人无人继之的伤感中。虽只是欲借诗抒发个人情绪,但这一前一后的截然变化和情绪一高一低的对比,却使得无论是赞誉仰慕还是伤感慨叹,都抒发有力,情绪随之跌宕,对诗作者所表达的赞与叹皆感受深刻。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