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题为《咏史》,实则伤时,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庸俗苟安之状。他们或依附权门,窃踞要职,或明哲保身,埋头著书。结句才接触史事,以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知识分子的用心。借古讽今,含意深邃,深刻而又辛辣地把对“名流”的揭露提高到对清王朝统治的批判上,鞭挞了当时整个现实社会的腐朽没落。
首联写在繁华的东南地区,那些依附权贵、沽名钓誉的所谓“名流”,都是从个人利害出发互相勾结和倾轧,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恩怨,把这个地区搞得乌烟瘴气。作者客居昆山,俯仰东南士风,感慨颇多,所以在诗中着重讽刺了江南一带“社会名流”争名逐利的卑劣品行以及官场为小人所把持的现状。
颔联中说“名流”中之官场,既有手柄大权、铜气熏天之“牢盆狎客”,亦多团扇麈尾、高谈阔论而百无一能之贵介子弟,那些在盐商家帮闲的清客和那些轻薄文人——即所谓的“名流”,在当时的社会操纵全局、窃据高位。诗句中虽未具体揭示“名流”们祸国殃民的罪恶,也没直接描写老百姓遭受欺压的苦难;但整个社会被这样一批狐群狗党所统治,不难想见这表面上繁华绮丽的金粉世界是怎样的乌烟瘴气,二者共同酿就的恶浊之风深为作者所厌憎。一“操”字、一“踞”字本无褒贬,此处却写得极富动感、极冷峻,鞭挞之意鲜明自见。
颈联反映了士人在文字狱高压政策下的处境和苟安态度。诗句中既表现了诗人对清政府利用文字狱镇压士人的愤恨,也对那些不顾国家利益、只醉心于个人名利的士人表示了不满和慨叹,对现实的另一端、与官场相对照的“士林”心态予以揭皮见骨的描摹,痛下针砭。表示了作者对高压下的知识群体的柔媚、怯懦充满愤懑与同情,从而引出结尾两句。
尾联作者锋芒所向是玩弄士人于股掌之间的最高统治层。从刘邦假惺惺的不可能兑现的封侯许诺,到李世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的洋洋得意,再到朱元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自外其教”,应“诛其身而没其家”的酷法,再到清初以来不绝如缕的文字狱案,谙熟史事的龚自珍深悉底里,于是借田横的故事告诫世人不要轻信清政府的怀柔政策。借这一历史故事,揭露了清政府对士人采取的思想压制和笼络政策的欺骗性。他们才是造就这些“黑幕”的总后台。作者真正可贵的思考蕴藏在最后这一问中。
这首诗的特点在于一是表现为吟咏历史与讽喻现实的统一;二是表现为政治思想与艺术概括的统一;三是全诗层次清晰,笔锋犀利,用典贴切,叙议结合,增强了诗歌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造语凝重端方,属对严谨工整,音调铿锵悦耳,读来有骨力铮铮之感,增强了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
全词分上下两片,四个层次来写:第一层写眼前时节;第二层写旧日相识;第三层写睹物思人;第四层写久别愁思,上下连贯,一气呵成。全词描写人事景物,互融交浑,表达词人深沉的怀念前欢的情感。
“杏花”三句,点春半时节。红杏初开,梅花落尽,由此而触起岁月如流的感慨。“帘影飞梭,轻阴小庭院”,写索居独处时无聊的心境。微阳照着低垂的帘幕,小庭院里,一片漠漠轻阴。像以上几句写景之语,虽用了“杏花”“帘影”等看来是华美的词语,却构成了幽悄凄寂的氛围,词人那孤独的形象已隐现于中了。
“旧时”三句,转人追忆。极力刻画,精艳绝伦。想当时她在春月下打罢影千,那如花般美好的容颜,已使人为之倾赏不已,何况还细听她那圆转清脆的歌声呢。“影千”一词,不可滑眼看过。唐宋时期,女子在春日有玩影千的习俗,故当庭院春半时节,便忆起旧时月底影千的情景,上文第三句便有着落。“香”、“玉”,喻女子的体貌芳洁,词人为之而宛转低吟,醉心不已。“吟香醉玉”,真是极痴恋之语。白居易《寄于驸马》诗:“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这里轻轻点出女子的身份。
过片三句,紧承上片“歌珠”意,进一层写别后的刻骨相思。三句作一句读,意谓不忍重见当日自己曾题上情诗的合欢纨扇。“合欢扇”一语,意更深长。词中用以暗示男女间的欢好。也许这扇是当初女子送给自己的定情之物。扇上题情,已包含许多难忘的事。如今重忆,旧情犹在,可惜的是旧侣已远隔天涯了。
“老了刘郎,天远玉箫伴”,这是词人深悲所在。“刘郎”,词人自喻。李商隐《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用刘晨重人天台寻觅仙侣不遇的故事,叹息爱情的间阻。这首词词更着“老了”二字,益增苍凉悲慨。
结处三句,含思绵渺。“遮愁”一语,虽亦见于前人词句,如晏几道《木兰花》:“碧楼帘影不遮愁”,然用在该词中,韵味更厚。杨柳栖莺,而莺啼又令人想起她那珠串般的歌声。杨柳之外是斜阳照着的山川,她已像天般遥远。古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习,见了杨柳,也就勾起了离情。此词末三句把这么多意象浑融在一起,于柔婉中寓幽怨之情,深蕴而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