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写出了沟水不舍昼夜，滚滚滔滔，流向大海的情景。沟水，绢绢细流，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按一定的方向流去，与大江大河汇合，以汹涌澎湃之势，直奔大海。诗人以小见大，通过一条小小的沟水，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揭示了水流千里归大海这样的历史发展规律。

　　一沟流水，没有动人的景致，没有广阔的场面，平常又平常，实在难以下笔。但是，诗人从时间、空间上给予展开，由当时，联想到沟水的日日夜夜；从眼下，联想到沟水的千里归宿，把一沟流水同“千里流归大海”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沟流水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耐人寻味。诗中“住”字用得很好，“住”是人的动作，用它就使沟水拟人化了，富有了感情。若用“尽”字就显得太客观，没有生气。这一问一答，表达了儿童特有的心理，充满情趣，给人亲切的感受，也使全诗活泼生辉。

　　诗虽然简短，却富于哲理，寓意深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想起了汉代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间像小溪水一样流逝，自己一定要发愤努力，不辜负大好的时光。诗人也或许从奔流的小溪联想到人生的历程：小溪不停地流入沧海，象征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步地走向成熟、富有智慧，终于汇入浩瀚的人生的大海。诗里还隐隐流露出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气概。

　　“青枫飒飒雨凄凄”，首句从时节、送别地点及风声雨景，层层渲染一种愁情，烘托出一个特定的场景。秋天本来就是令人伤感的季节，离别的地点、环境也令人消魂。“青枫”除了暗示分别、在江边外，还透露出一股飘泊的愁情，而此时之秋风秋雨更是愁煞人也。首句实融进了古人不少意境，有丰富含蕴，委婉地映衬出一对好友离别时低徊悱恻、依依不舍的感情。

　　第二句“秋色遥看入楚迷”，循着上句意脉，将那悠悠愁思形象化地向纵深推进一层。“迷”字用得极妙，既是当时现场景色的真实描写，点染出凄凄秋雨中特有的迷蒙景色，又暗示离人前途的渺茫，自然界的风雨常使人联想到政治风雨，暗含了诗人对好友今后命运的担忧。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前途不明的忧虑与牵挂。

　　“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诗的后两句笔锋一转，意境豁然开朗，感情也由低沉转入昂扬，从正面表白心情，明代严嵩专政，采取高压政策，残酷地打击异已。吴国伦既因得罪严嵩而遭贬，李攀龙写此诗送别，许多话自然只能隐约示意了。这二句写唯有白云相送入江西，恐怕不仅在于以此显出别时情境的冷落凄凉，大约还有以此隐示吴国伦为人清正廉洁，正可与白云作伴之意，在艺术表现上更因此而收到了寂寞而又不孤独之妙，使感情不至一味地颓丧消沉。以此结篇，既对遭遇打击的友人传达了充分的同情，显示了双方的深情厚谊，更表达了对友人人格的充分信任，因而自能收到良好的宽慰友人的作用。“白云相送大江西”一句，表现了诗人的牵挂之情，和对朋友的赞赏和激励之意。既表明了自己思念关怀之情与白云同在，也用白云暗喻友人清高飘逸、潇洒独行的品格，字里行间饱含激励之情，只白云相送，何其寂寥；有白云相送，何其绝俗。堪称神来之笔。它是饱含着惜别之情的抒情笔法，又使人想象到当时诗人目送孤舟远去之景。笔意洒脱，与上句“孤舟逐客”联系起来，又传出一种凄凉之感。

　　这首诗在感情处理和意象安排上，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其感情由低沉转入激越，意境凄冷转入高远。首句描写秋风秋雨的凄凉惆怅，感情十分低沉，意境十分凄冷。第二句写遥望秋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前途的担忧牵挂，氛围虽仍低沉。但境界已较前句开阔。三、四句基调急转直上，虚拟一问一答，冲破了低沉的情调，意境高远，感情激越。全在感情的最强音上嘎然而止，但句断而意未尽，余言袅袅，余韵悠长，颇堪回味。感情蕴含相当复杂，结构安排错落有致，伤时、惜别、惆怅、牵挂、劝勉、期望交织重迭，如果安排不当就会落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而本诗通过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剪贴，将这些复杂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而且意象不显芜杂，语言也十分自然。

　　“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

　　这里的“华灯”“玉樽”既是写实，更是用以烘衬“豪门”的穷奢极欲铺排张扬的生活。“娇女”，说明少女处于一种被压迫无力抵抗的地位。两句对衬：一面是奢侈荒淫，一面是生活所迫；一面是酒食喧腾，一面是强为欢乐。两句写了同一场景，而人的苦乐迥异，这正是身份背景对立的表现，也是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真实写照。

　　“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

　　这两句全是写“侍玉樽”的“娇女”。面对着这伙酒气熏熏的富豪们，少女忽然想到了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天地”里的亲人。她流下了眼泪，但是这眼泪却不敢也不愿让人看见，一个“掩”字，语重千钧，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孤苦无依少女的处境，凝聚着作者鲁迅深厚的同情。“佯看”，见出少女的聪明智慧，更见出少女的不得已；“强颜欢笑”的痛苦，才是最深沉的痛苦。

　　这首诗作者在“尺幅”之大的画面上，绘出了当时生动的阶级压迫情景，囊括了彼时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现实”世界。当时的旧中国，一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吃人者”的荒淫与奢侈；一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的“被吃者”的痛苦与呻吟。诗的思想内涵是既广袤而又深刻。

　　在艺术上作者采取了“以小见大”“以点代面”的写法，由于作者深知七言绝句的“局限”性，所以他一面选取了豪门盛宴这一场景，一面却以“娇女侍樽”作为中心出现在“画面”上。表面看来，前者是“主”，后者是“宾”，但实际恰恰相反，诗的主题中心在“娇女”（她代表着一个阶级，一个“世界”），而“华灯照宴”那喧腾气氛，不过是用来衬托这一中心人物，反衬她的可亲可敬，以及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