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头两句,先用东山表明故人隐居的事实和山居对他的意义,再写山壑之美和故人的喜好。这样交代一句,下面就不再写景了。
中间四句刻画故人的形象,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故人就高卧山林,太阳老高了,还不起床,这是一个疏懒的人的形象。古人所谓的高士就是这样的,他们鄙弃功名利禄,追求闲云野鹤般的人生境界。“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两句运用古典故事来刻画这个形象的精神风貌,将故人比作古代隐士高人,意境深远;松涛阵阵,伫立在风中的听者心有会意;石潭清清,住在它旁边的观者心耳早已清净。其人格之高洁,尽在不言之中。前两句是画肉,这两句是画骨,这样,诗人笔下的形象不但有形态,而且有精神,于是就具有了人格魅力,具有了诗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也是诗人是在刻画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追求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生活。
这首词,有人认为是韦庄“留蜀后思君之辞”,跟他的另一首《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的命意相同。而韵文学专家羊春秋认为,这首词乃别后相思之词,不必过于求深。把爱情词都连到君国上面来,是难免穿凿附会之讥的。
此词上片写远行人离肠百结的相思之情。“别来”一句写别离时间半年而书信全无,故尤思念。“一寸”句写思念而痛苦的情状,“一寸”何其小,“千万”何其多,“思念”这一无形的、抽象的东西,通过千万结的寸寸离肠,表现得具体可感了。“难相见,易相别”一句,很容易使人想起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但李句舒缓,韦词急促,读来如倾如诉。“又是”句,以景触情,倍增伤怀。
下片从对面写来,写居者在春光里,无日无夜不在思念远人。“暗相思,无处说”,似直而纤,含义有三:一是相思无地方可以诉说;二是本不想说,但闷在心中更难受,还是说出来,说出来又无人理会,则更增相思;三是这种相思是用语言表达不了的。“无处说”将相思、烦恼、零乱的心情和盘托出。“惆怅”三句,由现实到回忆,再又回到现实,凄苦之情自见。
这首词直接倾吐真情,毫无掩饰。语虽浅直,而情实郁结。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风俗犷放。高适这首绝句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情趣。
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风尚。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于牧猎骑射之风,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边塞城镇的少年,也浸沉于这样的习尚,培育了这样的性情,不禁要在城镇附近就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似属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看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感到新鲜,令人兴奋,十分欣赏。诗中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又都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是构思上即兴寄情,直抒胸臆;表现上白描直抒,笔墨粗放。诗人仿佛一下子就被那城下少年打猎活动吸引住,好像出口成章地赞扬他们生龙活虎的行为和性格,一气呵成,不假思索。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有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有特点。诗人善于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能准确而简炼地表现出来,洋溢着生活气息和浓郁的边塞情调。在唐人边塞诗中,这样热情赞美各族人民生活习尚的作品,实在不多,因而这首绝句显得可贵。
这首词写春景。上阕第一句“小园东”起笔就直接点出地点,紧接着“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两句写树木花卉,展示一片浓郁春意。“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开,忙忙走”这三句借蜂、蝶、燕、莺,渲染出了春景之绚丽。
这首词的下阕起首一句“花心偏向蜂儿有”具体描写了蝶戏花。“花心”两句赋生物以人的情态,生动有趣,“拖逗”两句,活画出莺、燕为花吸引却又无可奈何的神态。“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这两句写蜜蜂采蜜,“藏身”二字,活灵活现。最后两句以蜜蜂口吻写,更有妙趣。
上阕从蜂蝶莺燕绕花飞舞落笔,热闹生动、充满情趣;用口语、俗语入词,在以雅为主的词坛上别具一格,表现出另一种美学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