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首小令把咏怀古迹与登临述感结合了起来,篇幅虽短,耐人寻味。起笔“城上层楼叠巘,城下清淮古汴”二句,写泗州城的壮丽和古老。这两句从大处落墨,将泗州城一侧的壮丽风光表现无余,像是一幅气势磅礴的油画。“层楼”,暗点题目淮山楼,二句从高大、雄伟的背景上衬托出了淮山楼的壮观。一个“古”字,则给泗州城多少涂上了古老文明的色彩。细加品鉴,会发现“城上层楼叠巘”一句似乎有点不合逻辑:高楼、群山怎么都显现于城墙之上?其实,“层楼”、“ 叠巘”同城墙都不在一个平面上,作者所用的手法类似于“画境的平面化”(宗白华语),是作者用艺术家的眼睛和心灵观照外物,移远就近的结果,其妙处与“画栋朝飞南浦云”(王勃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杜甫句)等古人诗句相同。
第三、四句写遥望南天时的情态以及所见的景物。“吴云”,本义是吴地的云彩,作者当时身在汴州(在今苏北境内),根本无从见到,所以这里用来借指南方的天空,而且表示作者将要去的方向,这与柳永的词《雨霖铃》用“楚天”一词表示将要南下用意相似。作者对“吴云”“举手”行礼,则是表示友好的意思。“人与暮天俱远”,是写南方天边的远景,对作者此行的目的地来说,也含有望而不见的意思,其心驰神往就意在言外了。
最后三句是虚拟,想象后夜赶到松江时的情景。“魂断”二句,按照词律的要求用了重迭的句式,也强化了主观的感情。这里的“魂断”,与陆游诗“远游无处不消魂”(《剑门道中遇微雨》)句中的“消魂”意思极为相近,有令人神往、使人眷恋之意。“魂断”为什么写两次?末句作了回答:“后夜松江月满。”“月满”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意象:一是表示时间,即当夏历的望日(十五)或“既望”(十六)月圆的时候。二是状写景物,写一轮圆月照耀中天的美景。可以想象,如此美景再加上松江与之上下辉映,这无疑是大自然的杰作,所以作者要为之倾倒、为之消魂。三是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即意味着作者对其前景乐观的展望,在这一意义上,与初唐杨炯《夜送赵纵》诗后两句“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同一机抒。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
其一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放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直,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直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八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句诗表达了他准备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给遇到挫折,遭遇困难,受到打击而感到前路茫然的人们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股力量。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二句,八十四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清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直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李白这组《行路难》诗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情怀,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自己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那么,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呢?“弹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直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自己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直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此时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象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其三
此篇纯言退意,与第一篇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此首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