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秋华》，梦窗词入夹钟商。双调，九十三字，上片四仄韵，下片六仄韵。《梦窗词集》收此词调五首，也因句逗有异可分为三格：上片八句，下片九句一格；上下片各九句一格；上片十句，下片九句一格。
“木芙蓉”，亦略称为芙蓉。韩愈有木芙蓉诗，今俗名酒醉芙蓉。
“路远”三句，引神话传说入手。“仙城”，即原注中的芙蓉城。事见胡微之《芙蓉城传》，略云：王迥，子高。初遇一女，自言周太尉女，萁契当侍巾帻；自此攸忽来去。一夕，梦周道服而至，谓王曰：“我居幽僻，君能一往否？”王喜而从之。过一岭，至一殿宇，殿上卷帘，有美丈夫朝服凭几，少顷帘下，周与王登东廊之楼，梁上题曰：“碧云。”王未及下，一女郎登，年可十五，容色娇媚，亦周之比；周谓王曰：“此芳卿也。”梦之明日，周来，王语以梦，问何地。周曰：“芙蓉城也。”王问芳卿何姓。曰：“与我同。”按：苏轼的《芙蓉城诗序》云“世传王迥子高遇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乃作此诗。”梦窗系用胡微之、苏轼的“王子高芙蓉城遇仙”的传说以应题。此言芙蓉仙城离开这里是非常遥远的，自从王子高离开那里之后，原先容颜娇媚的周芳卿，因思念“王郎”之故，已变得面目憔悴。“锦段”两句。言仙女“芳卿”为了要来寻找“王郎”，从芙蓉城出来，用锦段铺设步障，竟把所有的锦段都用上了。此也点出“路远”也。步障：古代显贵出行所设的屏蔽风寒尘土的行幕。《晋书·石崇传》：“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凡花”两句，以对比突出木芙蓉花。言世俗的花娇嫩而不禁秋风摧残，可是沾有仙气的木芙蓉花就不同了，它在秋阳中将花开得丰腴鲜丽、红白相间，煞是好看。“相携”三句，见花致幻。言词人见了木芙蓉花后，仿佛又看到它幻化成仙女“芳卿”，且携着王子高翩翩而来，他们俩穿着新奇的服装，交颈共杯，以期一醉。上片引典故而用幻写真。
“长记”三句，忆旧。言自己想起经常骑着玉骢马匆匆路过西湖断桥边时，也曾看见那里有一丛木芙蓉，想来此时花也一定开得千娇百美，使路人侧目凝望。“昨梦”两句，记梦。词人说：昨天夜里我曾梦见过一丛不知名姓的异花，现在看了木芙蓉后，才恍然醒悟，原来梦中也是此花啊！“愁边”四句，再起幻觉。言词人担心夜暮降临而遮没了“碧云楼”（亦即眼前的木芙蓉）的真面目，不觉又幻想起能邀请来仙子“芳卿”，为他唱起动人的《六么》曲，并在金风夕照中为他翩翩而舞。而自己也在兴奋地和着舞曲的节奏，拍遍了重台栏干。下片由眼前之花忆旧、入幻。
这首诗首联交待了季节、场景；颔联写海棠之白；颈联写海棠之柔；尾联写海棠与诗人融为一体。贾探春以白海棠自喻，既描绘了白海棠的仙姿，又抒写出自己的超凡脱俗的风范，同时也表达出对于无力扭转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无奈。全诗节奏明快，气韵生动，感情较为直白，充斥着萧瑟之感。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交待了季节、场景。开头的“斜阳”二字，与诗尾的“黄昏”二字遥相呼应，定下了全篇萧瑟、感伤的基调。“寒草”点明季节是在秋天。
“苔翠盈铺”形容年深月久，生长海棠的花盆表面已经布满了青苔。而一番新雨的洗刷，使景色在焕然一新的同时，又多了几分凄凉，为写海棠之“白”作了铺垫。总的来看，这一联描写由远及近，由大到小，从“斜阳寒草”写到“重门”，再对生长海棠的花盆加以细致描写，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海棠，但海棠已经呼之欲出了。同时，这一联也暗示出贾府这个大家族已经日薄西山的命运。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写海棠之白，以白玉、冰雪比喻花的颜色的素白和品格的纯洁。它的精神如玉，但是用玉来形容仍嫌不足，难以比拟其高洁；它的肌骨如雪，使人迷恋陶醉。这其实是探春的自我写照。生长在日趋没落的家族中，探春依然不屈不挠，极想有一番作为。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用比喻，透过环境，写出花的娇美无力的身姿和月下映出的丽影，写出了海棠之柔。海棠虽然生机勃勃，但是终究娇柔无力，它那下垂的细小花蕊仿佛正在叹息。那美丽的身姿在深夜的月光中，投下心事重重的阴影。这一联暗含着探春的伤感。探春身为女儿之身，无力扭转家族的命运，只能在暗中担忧。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中，是说但得白海棠多情相伴，就不必理会飞升远去的事了，“多情”的海棠与忧患的诗人（贾探春）融为一体。“缟仙”是将海棠形容为白衣仙子，它本有羽化成仙的可能，却不愿离去，而是留下来陪伴在黄昏中吟咏的诗人。探春后来远嫁异乡，虽然生活还算不错，但却难以割断对故乡亲人的牵挂，心中满怀悲苦。这是后话，探春不可能预先知晓。而曹雪芹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创作《红楼梦》，不断在诗词中暗示人物后来的命运，则具有设置悬念和引导读者的功能。
若依吴熊笼考证，那么这首《玉楼春》乃是谀圣词。
北宋真宗时期，对辽作战失利，为掩饰澶渊之盟的耻辱，宋真宗编造了“天书”降世的谎言。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称“圣祖”赵玄朗将于十月二十四日“降圣”延恩殿。是日，宫中通宵夜醮，真宗亲临道场，迎候圣祖，并恭听了真君的秘训。
词的上片铺写夜醮场面，结构紧凑，气氛热烈。“昭华夜醮连清曙”，仙乐自夜达晓鸣奏着。“金殿霓旌笼瑞雾”，宫殿里飘扬着各色旗帜。“九枝擎烛灿繁星”，晚上燃起蜡烛，烛光灿烂如繁星，极言场面之大。“百笼焚香抽翠缕”，百笼香抽出一缕缕的青烟。
下片写真宗亲临道场。“香罗荐地延真驭”写道场的奢华场景，“香罗”铺地，以待真君驾临。“万乘凝旒听秘语”写天子恭听真君秘训，其中“凝旒”这个词用得极好，写出了真宗的严肃恭敬。“卜年无用考灵龟”两句祝颂国祚与天地共长久，乃谀圣词必不可少的套话。
“天书”事件后，向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者络绎不绝，这也造成了北宋科举史上的特例，那就是在正常的礼部考试外另辟因献颂而赐第的“蹊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前后至少举行过四次。柳永科场失意始于真宗朝，在急于仕进而又屡遭黜落的情况下，进献《玉楼春》这类谀圣词的目的也就不言自明了。若依薛瑞生考证，则这首《玉楼春》是首讽刺词，其词明写汉武帝，实则暗讽宋真宗。
也许是反讽之意太过明显，故词中多用《汉武帝内传》中的典故。“九枝擎烛灿繁星”二句出自《汉武帝内传》：“燔百笼香，燃九微灯，以待西王母 ”；“香罗荐地延真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以紫罗荐地”；“万乘凝旒听秘语”一句出自《汉武帝内传》：“帝乃盛服，立于陛下，敕端门之内，不得有妄窥者。内外寂谧，以候云驾”。
柳永在真宗与章献刘皇后执政的三十二年屡试不中，到了仁宗执政之初即一试二中，这其中原由可能与柳永对真宗佞道多有微辞有关。其时柳永方二十余岁，年轻气盛，又尚未出仕，无进退之忧，就如这首《玉楼春》，对真宗佞道之腹诽见之于文字间。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