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的开头到“烟景独觉苏门多”共八句，诗人以此来的行踪为线索，叙述路途所历，点出苏门山的地理位置，百门泉的景致之胜。诗一开始写太行山之高，突兀而来。又把它比为一只巨鳌，描述了太行山由东而西的突兀峰岭和由此而南的渐缓山势。诗人该处是直接借巨鳌以状山势的突兀高耸，给人一种涌动的感觉。但从山岭而下，山势越来越缓，比及苏门山，已是山之余脉，北负太行，南临平原了。诗人巧妙地点出了苏门山的地理位置，言下之意，与太行正脉相比，苏门山自然小多了。但山虽小而风景美。表面看去，诗人在平平地叙事，但中间插入“济源盘谷非不佳”一句，便从对比中突出了苏门山的美。
诗题虽然是“涌金亭”，但诗的重点是涌金亭下的百门泉和涌金亭周围的苏门山。该处，涌金亭只是一个视点。接下来，从“涌金亭下百泉水”到“云锦十里翻风荷”十句，从不同的侧面写百泉水。首先说明百门泉在涌金亭下，点题。下一句“海眼万古留山阿”，指出百门泉出于苏门山麓，顺手用了“万古”一个字眼，说明其久远，也就显出一种苍劲之气。“臂沸泺水源，裔沦晋溪波”两句写泉水从地下涌出之象，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源出今山东济南市西南的泺水，取其“水涌若轮”（《水经注》）的比喻；一个是源出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的晋水，取其“奫沦”。以此写出了百泉涌动之速，回旋之疾。这是眼看到的，是视觉形象。“云雷涵鬼物，窟宅深蛟鼍”两句是写水波之声，也用了两个比喻，不同的是，前者用具体的实物，后者用莫须有的灵怪，是诗人的想像。无数的泉眼涌出的泉水，先分流、后汇合，石激浪涌，又在山谷之中，回声互撞，其声响恰似“飞湍瀑流争喧您，琳崖转石万壑雷”。诗人置身于云雷似的水声之中，感到奇妙无比，以为是水中的鬼怪，深渊中的蛟龙，发出的阵阵吟啸。这是耳听到的，是听觉形象。“水妃簸弄明月玑，地藏发泄天不诃”两句，写水花和水珠，也用比喻。诗人观赏着泉水奔流激起的奇妙的水花和飞溅起的透明的水珠，又联想到水中的女神把地下宝库中的明月珠簸弄出来了。如此想像是很奇特的，当然也只能用如此奇特的想像去描绘如此奇特的泉水。“平湖油油碧于酒，云锦十里翻风荷”两句扩展开来，写泉水汇集之处的水池和荷花。百门泉水汇集成一个大池，诗人称其为“平湖”，水平如镜，水深澄碧，比酒还要绿，还要清冽。池水中的荷花随风翻动，像十里云锦一样美丽。如此，由泉源、水声、水花、水珠、平湖、风荷，组合而成的百门泉景象，真是美不胜收，奇不可言。
从“我来适与风雨会”到“六龙忽蹉跎”，十六句，从各个角度写苏门山。写山却有周折，从“山行不得山”写起，这是因为诗人翻越太行来到苏门山时，正好赶上秋雨连绵，像木棉（兜罗就是木棉树）一样的白色的云雾把整个世界笼罩起来，整整三天诗人只好向着北方徒唤奈何。正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坏天气，不仅视线不开阔，而且也使人抑郁，所以一旦云霁天开，整个世界又突然以明朗的姿态出现在诗人眼前，那舒畅、愉悦真是难以言说，诗情顿然高涨起来：“今朝一扫众峰出，千鬟万髻高峩峩”，把苏门山从云遮雾罩中突现出来，那一座一座的山峰就像妇女头上高耸的鬟髻一样，千姿百态，任其欣赏。这是一种概括的描写。下面就进行细致刻画：首先是“空青断石壁，微茫散烟萝”，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其次是山上的树木，虽是十月天气，时序已入初冬，可生长在山南向阳坡上的树木还没有落叶，像翠绿的旌旗，与浮游的云团互相摩擦。再次是天空的云朵、山间的飞鸟、泉中的游鱼都竭尽变化、飞鸣、翔跃的姿态，好像懂得人意，在挽留诗人，实则是诗人与大自然融合为一，是“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是在“与造物者游”了。接下来写山中的神仙传说，是虚境实写，因为这种仙迹所在名胜之地差不多都有，是道教文化深入渗透的一种表现，而且非常古老，即使石头已经风化碎裂，其迹仍然存在。最后，用“仙人去不返、六龙忽蹉跎”结束山的描写。这里是包含着某种感慨的，是人事沧桑，家国兴亡，在诗人心灵上刻下的印痕的流露。
结末七句，抒发感慨。“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孙公和”两句过渡承上启下：江山是如此娇美，使人叹赏得如痴如醉。诗人顺手拈来，作为现成的应景典故，说他面对大好河山要痛饮一番了，不然就会贻笑大方之家了。但是诗人不能真的舒畅到一醉方休。其实这只是行文的一个波澜，是为诗意的转折铺垫。紧接着诗就转到对现实时局的感慨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诗人立即想到了“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的现实状况。该两句写出了时局不安定，战乱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接着写了两句：“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诗人用这一典故，是说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事态面前，即使才能如谢安，又能怎么样呢，连谢安都回天无力，那作为一个文士的作者自己也只好“元子乐矣君其歌”了。元好问引用这样一个典故，也说明了他在人蒙古后不仕的原因。金亡后诗人隐退田园，筑野史亭，以编金史自任。今天又游于百门泉，陶醉在云山林泉之中，与同游诸君吟诗作歌，自取其乐了。放浪山水间的行为，正隐含着对时局的不满之情。在看似旷达的言词间，寄寓着诗人对时局的深深关虑。
该诗奇气横溢。诗人驰骋想像，驱使神话，大胆夸张，从多方面描绘了奇水异景，创造了雄伟壮丽，美奂美仑的艺术境界。诗人在描绘山水时，把自己热烈的感情倾注其中，再加上长短不一的句式和色彩瑰丽的语言，十分强烈地体现出了诗人热情奔放的个性，开阔坦荡的襟怀，充溢着豪放迈往之气。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词的上片，描叙以珍贵的酒器敬劝王仲翁酒，突出友情重于‘‘琉璃”。“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特写琉璃酒器的奇、贵、精、大。“奇”在于它五光十色：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贵”在于它是从海的南部传来的“宝”物；“精”在于它系以液态非金属材料浇“铸”而成的；“大”在于它形异团团，大如“栲栳”。奇贵精大综合体现了“琉璃”酒杯所含的份量，即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和礼仪象征性价值。词人重于友谊和真情可见一斑。“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又进一层地渲染东坡对王仲翁的珍贵友情。这种酒杯曾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人昆仑岛，将海外和海内连成一片，它的意义不亚于从华山索取明星玉女的洗头盆那样珍重。东坡将自己与王仲翁置身于仙境中，仙山上，浴仙盆，玉女间，服玉浆，生活够理想化、浪漫化了。尤其盆水“碧绿澄沏”可谓他们友情纯洁的象征。从上可以窥见词人晚年仍向往着复朝的美好前景。
词的下片，以因果之笔，描绘王仲翁狂饮之雄姿，从而进一步祝愿王健康长寿。“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人贵养身有道。深红色的儋州土地是荒漠贫瘠的典型表现。竟然出现了百岁老人王仲翁。他的养身之道在于“痴”和“顽”，即不问世事和苦练身体。于是他筋骨强壮，无论什么去颠仆他、推搡他，他是巍然而不倒的。这是极为可贵的财富，词人或许从中获得比“琉璃”杯还珍贵的教益。“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王仲翁的狂饮雄风令人生畏。正因为他“痴顽推不倒”，所以他才有“海口”般的酒量，“门”窗般的胆量，“黄流”下肚如同“电奔”，且是“一派”，好一个“一派黄流”的老年狂，但愿王仲翁永葆青春，健康长寿。“海口”、“门”、“派”和“电奔”四个比喻夸张词，巧妙组合，一幅《老翁狂饮图》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产生轻松、痛快之感。词人语言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此。
全词，截取劝酒时出现的两个镜头，一是大琉璃酒杯，一是王仲翁狂欢，侧面反映了词人与朋友的友谊和真情是何种的珍贵与纯洁。大概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从词轻快、诙谐、戏谑的语调中，摸到了词人此时醉以忘神、乐而忘忧、旷达天真心灵的脉搏。
这首词上片起首写繁华的景象如春光般消失得无声无息，带有沉重的怀古情绪，定下全篇感伤的基调。“空怅望”三句写今昔对比，承接上文而抒发感慨，当年的山川依旧在眼前，但人事变迁，已不似往日的繁盛，可谓“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万千。接下来的“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系化用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这里的“乌衣巷口”，这里似曾相识的燕子，将作者的思绪带到王谢家族兴盛之时，进一步将寥落与繁华进行了对比。“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也是化用刘禹锡“潮打空城寂寞回”一句，这既是写眼前之实景，又熔铸了刘禹锡诗歌的意境，情绪惆怅、孤寂，所写之景色调暗淡，一个“急”字既烘托出夜深的静谧氛围，又形象刻画出潮水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情状，表现出作者的心绪也如这潮水一般地澎湃。
下片“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四句，在上片情绪积累的基础上，作者情感迸发，直白的语言，短促的句子正表现了情绪的激越。作者情感的起伏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接下来，词人以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秋露等意象渲染气氛，寄托情思，构成一幅意境深远而悲凉的残秋图。而“玉树歌残秋露冷”两句写景兼咏事。“玉树”指南朝陈后主所制艳曲《玉树后庭花》，历来被认为是亡国之音；胭脂井即陈朝的景阳宫井，隋军攻陷建康时，陈后主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入此井中，被隋军活捉。这里运用陈后主由盛到衰的典故，表现了人事的变化无常，荣华富贵终不能长久。最后三句，“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结合上文，透露出强烈的虚无与悲哀。
整首词通过山川风物依旧而六朝繁华不再的对比，抒发了作者深沉的怀古感慨。全篇从“六代”入笔，但涵盖面又不仅仅是一个时期、一个地域。作者意在慨叹繁华易逝、富贵不能常有，包含着作者深沉强烈的人生历史感受，是对人生易逝、贵贱无常的感叹，也是对千古兴亡、古今沧桑巨变的概括。这篇作品，使人感受到的是一份昔荣今衰的悲情，它又超越了一己之感伤、一时之哀叹，使作品的主题负载着超越时空的永恒的意义。
艺术手法上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和典故，而又点化自然，不露痕迹。象“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化用后并不显得生搬硬套、游离词外，而能与整首词的意境融合，浑然天成，且糅入了新意。“听夜深”三句也是如此，在化用之中迸发真情，使作品的怀古感慨在积淀的历史中变得更加深沉和悠远。“玉树歌残秋露冷”两句运用陈后主一盛一衰的典故，与整首词物是人非、往事已休、抚今追昔的感慨意脉相通，用在作品中，自然贴切、意味深长。
全篇融情于景，构成深沉苍凉的意境。作者有时直抒胸臆，如“思往事，愁如织”一句，更多的是在写景时将情感巧妙地熔铸其中，如“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一句，写寂寞的金陵古城，在夜空下被长江的春潮拍击着的景象，寓含了作者孤寂惆怅而又焦躁的情绪。在下片里，作者寄托情思于荒凉的意象，这里情与景的融合构成了词作令人低徊的意境，给人以情绪上的强烈的感染。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